《金刚经》的影响

《金刚经》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若能持诵《金刚经》，就能见性成佛，禅宗大德们对般若思想的极力推广，促使《金刚经》被每个宗派所重视。

《金刚经》包含了大乘佛教般若学说的精华，其“性空幻有”、“扫相破执”为主要内容的般若思想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大智度论》中说：“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诸佛以法为师，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大般若经》中说：“摩诃般若波罗蜜，是诸菩萨母，能生诸佛，摄持菩萨。”《金刚经》也说：“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

从现代哲学的眼光来看，《金刚经》之所以被奉为诸佛之智母、菩萨之慧父、众圣之所依，是因为其般若思想关涉的是大乘佛教的认识论问题。

般若智慧实质上是大乘佛教所倡导的特殊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它要彻底地超越世俗的经验，否定或摆脱世俗的认识，从而认定尘世的感知都是虚幻不实的。只有把握“般若性空”之理，才能抛弃世俗的妄见妄念、妄想执著，才能证悟到佛门的真谛。

建立起“性空幻有”、“破相扫执”的认知模式和思维方式，是获取佛门知见的基础，也是建立佛教信仰和进行修行实践的前提，而《金刚经》所阐述的正是建立大乘佛教信仰、从事大乘菩萨行的理论基础。这一“般若性空”的基础理论，就佛教的“信仰”与“理解”的关系而言，它解决了“理解”的问题;就佛门的“知行”关系而言，它解决了“知”的问题，所以《金刚经》及其般若学说，就自然成为诸佛之母，对大乘佛教而言，《金刚经》及其思想有着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金刚经》的般若性空思想是在印度大乘佛教徒在反对部派佛教，特别是说一切有部的“实有”理论中建立起来的。《金刚经》一问世，在印度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著名的印度佛教僧人、哲学家无著、世亲等人都对它做过注疏。

佛法东传，中国佛教属大乘佛教系统，自然青睐作为大乘理论基础的《金刚经》，以展开大乘菩萨行。从公元402 年《金刚经》由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传入内地，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首次把它译成汉文，到公元702年唐代僧人义净最后一次重译，短短三百年间， 《金刚经》在中土先后有六种译本问世，足见这部经典在中土受崇奉的程度。

《金刚经》传入中土时，正值魏晋玄学兴起。中土学人认为般若思想方法，与玄学可以相通，互为发明，所以当时中土思想界十分重视以《金刚经》为代表的般若经典，其程度远胜于印度。《金刚经》在中土社会，既迎合了士人的情趣，又得到了统治者的扶持。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唐玄宗颁布《御注金刚般若经》，把它和《孝经》、 《道德经》一起颁行天下，明成祖编纂《金刚经集注》，敕令天下奉行等等，都是例证。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宗派形成，各宗派对《金刚经》崇奉有加，天台、华严、三论等竞相习诵，并按本门宗义进行阐发。天台宗用佛性论注解经文;华严宗以真如缘起论解释经文;禅宗更以《金刚经》为传法心印。

《坛经?行由品》中有一段关于慧能因闻《金刚经》得悟的记载：

时有一客买柴，便令送至客店。客收去，慧能得钱，都出门外，见一客诵经，慧能一闻经语，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

《坛经?行由品》中还直接引用《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语句，又记载弘忍为慧能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

《坛经?般若品》中全都是解说般若智慧法门，慧能说：“善知识，若欲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又说“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称此法门为“般若三昧”。

《坛经?定慧品》中，慧能提出“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宗纲，正是《金刚经》“离相无念”、“不住于相”、“应生无所住心”等思想的发挥。

总的说来，慧能创立的顿教法门，般若智慧是其血脉，而从佛典思想渊源来看，《金刚经》是《坛经》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

《金刚经》不仅在中国佛学中体现其元典精神和思想价值，从中国文化史的视野来看，它的影响关涉到僧俗各界，渗透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

在悠久深厚的文化史中，《金刚经》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随处可见，直至近代和当代，寺院僧人日常课颂和讲经说法，都依此经。在民间，连目不识丁的妇孺也可以随意背出一段或一句《金刚经》。在佛教施行扶世助化功德的过程中，各种各样的《金刚经》应验、感应故事成为中国民间社会劝善化导的重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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