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谈文学创作

文章 2019-07-11 10:52:00 1个回答   ()人看过

我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应该超越党派、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国界的。(掌声)作家是有国籍的,这毫无疑问,但优秀的文学是没有国界的。(掌声)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属于人的文学,是描写人的感情,描写人的命运的。它应该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应该具有普世的价值。(掌声)像德国的作家:歌德的作品,托马斯·曼的作品、伯尔的作品、君特·格拉斯的作品、马丁·瓦尔泽的作品还有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作品,这些作品我大部分都读过。我认为他们的作品就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超越了国界的文学。尽管他们描写的是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德国生活,讲的是德国的故事,但因为他们的作品在描述了德国生活的特殊性的同时,也表现了人类情感的共同性,因此他们的作品就获得了走向世界的通行证,因此他们的文学既是德国的文学也是世界的文学。我必须坦率地承认,中国当代文学中也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的文学当中,确实有一批作品是不具备世界文学的素质的。因为这批作品的作者受到了时代的限制,不敢也不愿意把他们心中的真实的情感表露出来。这种情况从上个世界的80年代发生了变化。尽管有很多人对中国最近30年来的文学的评价不高,包括德国的著名汉学家顾彬先生,他对我们最近30年来的当代文学评价很低。他有很多非常有名的说法,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写出了很多具有世界文学品质的优秀作品。中国当代文学之所以能在30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和巨大的成绩,是因为我们中国作家30年来大胆地谦虚地向西方文学进行了学习,包括向德国作家的作品学习。但是向西方文学的学习并不意味着要照着西方文学的模式来克隆我们自己的小说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确实经过了简单模仿的阶段,但是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样的模仿是没有出路的。你模仿君特·格拉斯模仿得再像,那有什么意义呢?那顶多说你是中国的君特·格拉斯;模仿马丁·瓦尔泽模仿得再像,也没有意义,顶多说你是中国的马丁·瓦尔泽。要取得自己的文学地位,就必须写出属于自己的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一个国家的文学想要取得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同样也要具备自己的鲜明的风格,跟别的文学在基本点上有共同的地方,但某些特性要十分鲜明。所以我想,中国文学既是世界文学一个构成部分,也是属于中国自己的,这才是对的。那如何实现这一个目标,这就需要我们在向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包括德国文学学习的同时,去发掘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日常生活当中所蕴藏着的创作资源,包括我们每一个人与别人不一样的亲身经验。然后在我们个人独特经验的基础之上,塑造出我们自己的人物系列,使用或者锤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学语言,创作出具有鲜明个性的小说或者诗歌。这样的话,作为一个作家才有可能取得自己在文坛当中的地位,作为一个国家的文学才有可能取得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但是这个目标目前还远远未能实现。我们尽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离我所想象的伟大的文学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就要求我们确实还是要继续谦虚地学习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学习我们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更要深入到日常的最普遍的生活当中去,亲身体验,写出自己感触最深的、心中最痛的感觉,那么我们作品才有可能具有世界文学的价值,否则很难说我们写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另外,我想谈一下文学多样化的问题。高压锅可以批量生产,而且越符合标准越好,便于修理嘛。文学最怕的就是批量生产。我确实没有资格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评价,因为在这30年来出现了成千上万的文学作家,出现了可以说是汗牛充栋的文学作品。如果一个人没有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要对它做一个总体性的评价是很冒险的也是很不负责的。我也没有兴趣过多地评论别人的作品,但是我有自己关于文学的标准,而且我按这个标准把作家分成好的和比较好的。我可以不喜欢某个作家,但是我无权干涉他的创作方式。如果我作为一个批评家,当然要尽量排除掉我个人的审美偏好,尽量客观地评价别人。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我就可以非常个性化地选择我所喜欢的,不读我不喜欢的。刚才一位先生提到了作家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尤其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好的文学、好的作家当然离不开社会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必须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保持一种高度的兴趣,而且有深入的了解和体验。你要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一个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对于一个作家、对于文学来讲,最可贵的就在于它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如果我们所有的作家的看法都一样,那么这么多作家的存在价值就值得怀疑。在社会中,有的时候我们要强调一种共性,但是在文学当中确实要高度地强调个性。

在国内,我做过的很多演讲都以文学的个性化与作家的个性化为题目。这也是30年来中国作家所做的巨大的努力,就是要从模式化的、公式化的、雷同的作品的套路中解脱出来。作家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当然要有强烈的义愤和批评,但是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作家用统一的方式表现正义感。有的作家可以站在大街上高呼口号,表达他对社会上不公正的现象的看法,但是我们也要容许有的作家躲在小房子里用小说或者诗歌或者其他文学的样式来表现他对社会上这些不公正的黑暗的事情的批评,而且我想说对于文学来讲,有个巨大的禁忌就是过于直露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作家的政治观点应该是用文学的、形象化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如果不是用形象化的、文学的方式,那么我们的小说就会变成口号,变成宣传品。所以我想,作家的政治态度,他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确实跟政治家、社会学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的,即便是作家队伍里面也应该有很多差异。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强行要求所有的人都一样。最终我还是认为,归根结底,一个作家还是要用作品来说话,因为作家的职业决定了写作才是他最神圣的职责。如果一个人只有作家的名号,没有小说、诗歌,没有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算个什么作家呢?什么叫作家?因为他写了作品;什么叫著名作家?因为他写了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什么是伟大作家?因为他写出了能够影响全人类的伟大作品。所以作家的名号是建立在作品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作品,那么你这个作家的身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当然我想每个人都不彻底,我也不彻底。如果我彻底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像我的名字一样不要说话。所以我也不彻底,我也要说话。

(节选自莫言2009年9月13日《在法兰克福“感知中国”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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