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揖主义
《作揖主义》是刘半农的杂文，作揖就是讲礼貌的意思，加上主义就是只对个别人讲礼貌的意思，指善于恭维上司阿谀奉承的一类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阳奉阴违。
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 红， 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沈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它，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相象，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
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里是最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 存 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
“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
譬如早晨起来，来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踱的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剧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最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切。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命党要排满;官说革命党是“匪”，革命党说官是“奴”。这样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为革命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最经济最爽快的办法么?
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曰不虚心，曰乱说，曰轻薄，曰破坏。凡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还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
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曰：“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竟带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
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最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时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例。”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欢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觉!”
拓展阅读：《作揖主义》读后感
某日七位来客——前清遗老、孔教会会长、京官老爷、两位评剧家、鬼学家、王敬轩——到家中——分别论说自己的观点。“我”都在作了个揖以后回敬了同样的一句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
“如此东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般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
读到这里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想起了佛学中的一个词——无争(诤)。
佛教有很多教派，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开创祖师、传承上师，每个教派都有自己的所化众生。弘法时，互相之间也会进行一些辩论，但这都是为了接引所化众生而进行的必要辩论。
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在当下更是具有实际的意义。数据大爆炸的时代，思想的交流变得更加的容易。想法也更加的千奇百怪，每人各执一说，或有百家争鸣的“盛况”。到并非每一个人都是思想家、文学家、辩论家……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于生活。我们需要讨论、辩论，但我们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辩论，而不是为了改变对方的想法。
冰箱与微波炉讨论存在的价值。冰箱说：制冷就是真谛。微波炉说：制热才是硬道理。永无休止的争论而是为了改变对方、认同自己……意义何在……与其让我说：我想当空调。
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两片树叶，或许也不会存在永远思想统一的两个人。每个人的经历、地位、思考方式等等都是不同的，他们对待一件事物的理解往往也不同。与其费时费力的去改变别人，不如剩下时间来学习、工作，再或者读书看报，睡上一个美容觉呢。
生命短暂，不敢浪费些许。
我们应该学会做一个好的倾听者，多看，多听，多学，多经历，对与错是政治家的靠山，而我们——只管生活——或许还可以悟禅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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