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的乌托邦
王尔德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主张现实是艺术之敌，所以艺术应超脱现实，游离人生，而乌托邦也正是一种超脱现实的理想社会，王尔德便将其理想寄托在乌托邦之中。
一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出生于英国统治下的爱尔兰，正因如此，在一些说明性的文字中，通常都称他是英国人。在文学上，王尔德确是天才，他以诗歌成名牛津，以小说轰动文坛，以戏剧征服英伦，在童话、散文创作上也极具天赋。不过，他短暂的一生，既有因才华横溢而众星捧月般的荣耀，也有因放浪形骸而声名狼藉的遭遇。因此，他也被称为唯美主义颓废派作家。即使如此，“二战”中同盟国三巨头之一、两度出任英国首相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温斯顿·丘吉尔，当被人问及如果可能的话，谁是最想在天堂交谈的人，他竟不假思索地回答——“王尔德”。
二
人们都知道，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之一。空想社会主义有三个代表人物，即欧文、圣西门、傅立叶。其中的罗伯特·欧文就是英国人。在历史上，空想社会主义也称乌托邦，而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正是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的滥觞之地。应当指出的是，乌托邦代表的是一种社会理想，你尽可以批评这种理想如何不切实际，但乌托邦这个概念并无贬义。在王尔德之前，英国人托马斯·莫尔16世纪初出版了《乌托邦》(该书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这部著作不仅开创了此种社会思潮之先河，而且成为此一思潮的命名者。王尔德在世时，英国文坛开始流传两部反映乌托邦思潮的小说，即巴特勒的《乌有之乡》和莫里斯的《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在其后的岁月中，乌托邦思潮仍在英国乃至世界各地积聚发展。20世纪初叶则是社会主义风起云涌的年代，在乌托邦思潮的激荡碰撞之中，一股反对乌托邦的潜流也在积聚力量，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时风靡全球，两部著作的作者也都是英国人。
三
王尔德邂逅社会主义似乎有些偶然。据说，他应邀到威斯敏斯特宫出席了老朋友萧伯纳关于费边社会主义(即今天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演座。听了演讲不久，他就写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的著名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1891年2月。这首先说明王尔德的才情，然后，才能谈的上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身处英国的恩格斯在王尔德发表这篇论文的第二年，曾就英国的社会主义思潮这样指出：“现在的确‘社会主义重新在英国出现了’，而且是大规模地出现了。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都有：自觉的社会主义和不自觉的社会主义，散文的社会主义和诗歌的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中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上，这个一切可怕的东西中最可怕的东西，这个社会主义，不仅变成非常体面的东西，而且已经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样地躺在沙龙里的沙发上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1995年，页431)在这种情况下，王尔德发表一篇以“社会主义”相标榜的论文其实很正常，甚至王尔德听信某种社会主义的传言，也并不奇怪。
四
王尔德憧憬甚至追求乌托邦，是他一直以来的思想基础。在他眼里，乌托邦如同中国古代的华胥之梦，中国近代的大同世界，西方世界的共产主义。因此，憧憬乌托邦，并没有什么难为情。他认为：“一幅不包括乌托邦的世界地图不值一瞥，因为它漏掉了一个人类永在那里上岸的国家。人类在那里登陆后，向外望去，看见了一个更好的国家，又扬帆启程。”(《王尔德全集》评论随笔卷，中国文学出版社，2000年，页302。以下只注页码)他之所以憧憬或追求乌托邦，是因为乌托邦这个“更好的国家”如同远方的海市蜃楼，是人类“扬帆启航”的海岸和陆地。这个乌托邦在哪里呢?就在当时的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中。他写道：“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将带来的主要优势是：社会主义将把我们从不得不为他人而活的惨境中解救出来。”(页288)“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再有人住在臭哄哄的陋室里、穿着破衣烂衫、在无法生存而令人厌恶的环境中长大的病弱饥饿的孩子。社会安全不再会像现在这样依赖天气的变化，如果一场霜冻降临，我们不再会有十万名失业者流浪街头……每个社会成员都将分享全民的富足与幸福，……”(页289)前者指的是人际关系，后者指的是物质生活，似乎这是一个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桃花源”。
那么，他对社会主义有哪些憧憬呢?
五
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财产。王尔德基于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朴素认识，他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随便你叫它什么，将私有财产划归公共财富，用协作代替竞争，将恢复社会的良好状况，社会是一个彻底健康的有机体，保证社团每个成员的物质福利。”(页289)“用私有财产来缓和私有财产制度所带来的可怕罪恶是不道德的。这既不道德也不公平。”(页289)
应当说，“消灭私有财产”，在当时是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的共同标志，这也是当时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在王尔德这篇论文问世43年前，他的同时代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明确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政治纲领，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例如苏联和中国，也是这样干的。即以中国为例，不仅彻底消灭了私有制，真正实现了“一大二公”，甚至作为农民口粮田的“自留地”，或者为换一点零花钱卖几个鸡蛋，也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必欲割之而后快。
王尔德认为私有财产不道德，要恢复社会的良好状况，就要把私有财产划归公共财富。私有财产带来哪些“可怕罪恶”呢?王尔德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在我们的社会里，财产赋予个人极大的名声，包括社会地位、荣耀、尊敬、头衔以及种种令人愉快的东西。”(页294)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阶级，富人比穷人更有教养。富人更讲道德，更理智，品行更端正。”(页297)这让他自己所说的私有财产带来的“既不道德也不公平”，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社会层面，最大的不道德，应当体现在社会公众之间的不自由与不平等。而在这点上，对社会主义特别是对计划经济颇有研究的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看得更深刻，他指出：“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只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没有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控制我们。”(《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页101)哈耶克的分析是建立在苏联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一论断已经不是分析，而是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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