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中细柳娘故事看人性化管理

5月中旬，郑州富士康员工继“五一”节前连续两次发生跳楼悲剧后，又有一员工跳楼身亡。有知情者认为，这与此前该工厂实行“静音模式”，“不讲人性”有关：员工在进入车间后不能说任何与工作无关的内容，即使谈论工作也不能让第三人听到，三人以上的谈话必须要在线长办公区等等。把机器拥有的静音模式用在人身上固然可恶，但是如果以为人性化管理一定要有好名声，那也是一种误解。《聊斋》中细柳娘的故事告诉我们，“恶人”同样能够充分激发人力资源的正能量。

并非严防死守才会被称为“恶人”

《聊斋》有这样一个故事：细柳娘丈夫去世后，留下了两个儿子，十岁的老大长福是其前妻所生，老二长怙为细柳娘亲生。细柳娘原本视长福为亲骨肉，送长福读书。但长福娇惰不肯读，常常逃出去跟牧童嬉耍，不论细柳娘怎样调教，仍顽心不褪。细柳娘决心换一种调教方法，让长福去放猪，与僮仆同起居。长福受不了苦，想复读。不料细柳娘不答应，长福苦不堪言，丢下猪群流浪乞讨。结果衣食无着，下雨天无处栖身，冬天没有衣穿。邻居们看着可怜，都以细柳娘为例说后妈的可怕。长福这时候才知道后悔，央请邻居们帮他向母亲求情。在邻居们的担保下，细柳娘才重新安排长福上学。长福从此痛改前非，勤身锐虑，发愤苦读，三年后成了秀才，继而考中举人、进士，做了大官。

在长福转变的过程中，细柳娘背上了恶名，然而这并非指她在长福读书过程中的严防死守，而是听其自然。神奇的是，这最终激发出长福身上的正能量，颇类似于“置于死地而后生”。被称为“英国大众心理学传播第一教授”的理查德。怀斯曼先生在《正能量》一书里指出，每个人的身上既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将我们体内的正能量激活固然需要人文关怀，然而在人身上存在的负能量也会顽强地表现出来。严防死守或许可以在当下起到一些效果，但很难代替问题的根本解决，按倒葫芦浮起瓢的情况在所难免。诚如细柳娘所言：长福“既不愿读，亦复何能相强？”所以她不惜在释放长福的“负能量”方面当一回“恶人”。

富士康在管理中所采用的“静音模式”，是一种典型的严防死守。尽管没有证据表明郑州富士康在“五一”节前发生的两起员工跳楼事件是实行“静音模式”所致，但可以肯定跳楼悲剧的发生与员工身上积聚的压抑感有关。如果说“静音模式”所要排斥的是对管理不利的“负能量”，这种“负能量”总要找到一个宣泄处。“静音模式”既然力图保证员工在进入车间后循规蹈矩，那么就应当考虑员工进入车间之前与离开车间之后能够自由发声和交流，比如进行民主管理，活跃业余文化生活，提供每个人都有“出彩”的机会等等。如果事实上是在推行只有加班才能增加收入的价值观，就会使得已经存在的压抑感放大。“静音模式”据称已经被取消，但它带给人们的思考并没有结束。

通常人们会把在管理中严防死守、唱黑脸的管理者称之为恶人，其实不尽然：“不管不问”也会被认为是一种恶行，细柳娘作为后妈的恶名被传出去就是如此。问题在于，更多的管理者似乎愿意选择前者，因为那可以将其贴上军事化管理之类的标签；而后者则可能会被董事会、投资者等认为是在放弃职责。从细柳娘的成功可以看出来，做这样的恶人是值得的。当然，其出发点是为了寻找因势利导的最佳时机。换句话说，实行人性化管理并非撇清了“恶人”的名声就能奏效。

相对于姑息而言“恶”是必要的

与严防死守的“堵”相对应，细柳娘采取的方法似乎可以称之为“疏”。如果说疏导像是对“负能量”的放任，那难免会被认为是恶；然而让细柳娘受到邻居们的非议不仅仅因为如此，而是在长福释放“负能量”遭遇磨难时，细柳娘的无动于衷。只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细柳娘的“无情”是必要的。那就是要让长福明白：“负能量”的释放并非是无代价的，无论是任意释放还是释放后的不利后果，都不应由别人承负、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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