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在画家心目中的影像
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下面是应届毕业生文学网小编分享的陶渊明在画家心目中的影像，欢迎阅读!
陶渊明是古代绘画中常见的题材。考察这些以陶渊明为题材的绘画，可以看到陶渊明在画家心目中的影像，进而探讨陶渊明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所体现的人生追求和美学理想，及其所产生的广泛影响。①
现存关于陶渊明的绘画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取材于他的作品，如《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归园田居》等，其中有些是组画，用一系列图画表现一个连续的故事情节;第二类取材于他的某个遗闻轶事，如采菊、漉酒、虎溪三笑等;第三类是陶渊明的肖像画，有的有背景，有的没有背景。以上三类绘画都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
一
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传为南朝宋陆探微(?—约485)的《归去来辞图》，绢本设色，无款印，显然是传本。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六曰：“陆探微，吴人也。宋明帝时常在侍从，丹青之妙最推工者。”②其人物画很著名，多圣贤佛道像。其画迹，《历代名画记》著录数十幅，如宋孝武像、宋明帝像、孝武功臣像、竹林像、豫章王像、孔子像、十弟子像等;《宣和画谱》著录十幅;《佩文斋书画谱》著录十三卷。以上三种书中均不见著录此图。杨仁恺先生主编《中国书画》曰：“尽管《宣和画谱》著录了陆氏十件作品(以佛画为多)，但竟无一件原作流传至今，而且也看不到一件古摹本，真使人有盲人摸象之感。”③我们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来，陶渊明在陆探微当时并不为人所重视，他的诗文只在亲友中流传。到了梁朝，昭明太子萧统将他的作品搜集起来编成集子，并在其所编《文选》中选了多篇陶渊明的作品，陶渊明才为更多的人注意。这样看来，宋明帝时常在侍从陆探微作此画的可能性是很小的。若论画风，可能是13世纪以后的作品了。④
今知较早而且比较著名的陶渊明画像，当推唐代郑虔所绘《陶潜像》。《宣和画谱》卷五载：“画陶潜风气高逸，前所未见。非醉卧北窗下、自谓羲皇上人，同有是况者，何足知若人哉!此宜见画于郑虔也。虔官止著作郎，今御府所藏八摩腾三藏像一，陶潜像一，峻岭溪桥图四，杖引图一，人物图一。”郑虔所绘《陶潜像》可惜今已不存，我们不能探其究竟。但从上引《宣和画谱》的记载中可以想见，此画着重表现陶渊明高逸隐士的风貌，颇有引陶渊明以为知己的意思。这与《历代名画记》卷九所云“郑虔，高士也”是一致的。⑤杜甫与郑虔交往颇深，其《醉时歌》曰：“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文过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万古知何用。……先生早赋归去来，石田茅屋荒苍苔。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首诗里讲到郑虔的道德学问，也讲到他不得志的境遇，并劝他不如及早学习陶渊明归隐田园，郑虔自己也许原来就已有了效法陶渊明及早归隐的念头。他为陶渊明画像，显然有所寄托。除了郑虔以外，唐李思训之子李昭道绘有《桃源图》，见明万历时人詹景凤《玄览编》所记，如果是真迹，也是早期以陶渊明为题材的作品。⑥五代荆浩也绘有《桃源图》，见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二。⑦
从文献记载看来，宋代已有许多陶渊明画像。元王恽《陶潜夏居图三首》题下小注“徽宗笔，杜亨甫家藏”⑧。北宋葛胜仲有《跋陶渊明归去来图》绝句：“小邑弦歌始数旬，迷途才觉便归身。欲从典午完高节，聊与无怀作外臣。”⑨北宋谢薖《竹友集》卷四有《陶渊明写真图》，篇幅较长，不具引，首四句曰：“渊明归去浔阳曲，杖藜蒲鞋巾一幅。阴阴老树啭黄莺，艳艳东篱粲霜菊。”很有画意，当为陶渊明画像所题之诗。但后面的内容又不像是图画所能表现的，应当是诗人的发挥。⑩南宋王十朋有一首诗题目是《观渊明画像》，诗曰：“萧洒风姿太绝尘，寓形宇内任天真。弦歌只用八十日，便作田园归去人。”又有一首《采菊图》曰：“渊明耻折腰，慨然咏式微。闲居爱重九，采菊来白衣。南山忽在眼，倦鸟亦知归。至今东篱花，清如首阳薇。”(11)看来王十朋所见至少有两幅，一幅是陶渊明的肖像画，另一幅是以陶渊明采菊为题材的画。至于这些画的作者就难以考证了。
现在可考的北宋曾经画过陶渊明像的有李公麟(1049-1106)，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州(今安徽舒城)人。熙宁中进士，为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官至朝奉郎，元符三年致仕，归老龙眠山。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写人物尤精，识者以为顾恺之、张僧繇之亚。襟度超轶，名士交誉之。关于李公麟的为人，《宣和画谱》卷七的这段话值得注意：“仕宦居京师十年，不游权贵门。得休沐，遇佳时，则载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访名园荫林，坐石临水，翛然终日。当时富贵人欲得其笔迹者，往往执礼愿交，而公麟靳固不答。至名人胜士，则虽昧平生相与追逐不厌，乘兴落笔，了无难色。”(12)由此可见李公麟的性格颇有接近陶渊明之处，堪称陶渊明的同调，他为陶渊明画像显然寄托了自己的志趣。《宣和画谱》卷七载其画迹：御府所藏一百有七，其中就有《归去来兮图》二。(13)关于他所绘《归去来兮图》，《宣和画谱》卷七载：“公麟画陶潜《归去来兮图》，不在于田园松菊，乃在于临清流处。”(14)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句曰：“临清流而赋诗”，这幅画就是以此为背景的。明宋濂《文宪集》卷十三《题渊明小像卷后》曰：“右龙眠居士所画渊明小像卷，巨公名人题赞于后，发挥其出处者甚备，固不必置辞于其间。”(15)由此可知，李公麟所绘陶渊明像在明初尚存，但不知其所指是哪一幅。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归去来兮图》(插页图 1)，纸本水墨，纵33.7公分，横908.2公分。收藏印记有“绍兴”、“停云馆”、“内府图书”、“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养心殿鉴藏宝”等，签题李公麟所作。此图绘有几个归去来的细节，如“舟摇摇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童仆欢迎，稚子候门”、“策扶老以流憩”、“抚孤松而盘桓”、“或植杖而耘耔”。其中最醒目的一段是“策扶老以流憩”，陶渊明面向左，长髯，微胖，衣带飘然，眉目之间显现出一种超然物外的神情。身后一童子总角，赤脚，背着酒坛。然而此图与《宣和画谱》所述情况不同，应是后来模仿李公麟之作，但出自何时何人难以详考。(16)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题为宋李龙眠的《渊明归隐图》。此图将《归去来兮辞》分为七段，分别配七幅图。其第一幅渊明乘船归来之构图，与此后钱选所绘《归去来图》颇为相似。其第二幅抚孤松而盘桓之构图，与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题为李公麟之《归去来辞图》颇为相似。此图拖尾有李彭的题跋。李彭字商老，南康军建昌人，有《日涉园集》十卷，是江西诗派中的人物，吕本中《江西宗派图》列入，他与苏轼、黄庭坚、惠洪、谢逸、谢薖都有来往。其题跋曰：“往在山谷处见伯时所作归去来小屏，意趣闲远，与此画气象略相似。山谷指渊明语余曰：‘伯时写照于此最得体。’盖大小四五辈不同，而姿状若一故也。观其迈往不屑之韵，一时贵要岂能挽致之?然世或论渊明与二疏，以为二疏既出知反，而渊明未尝出。既出知反，如□病得愈，气味胜于初不病。余以为不然，二疏以师傅恩，行止足计，虽涉世网而未尝病，渊明之出则病矣。知病之□□尝而不深犯计，此风流未肯遽出二疏下也。汝阴胜士王性之以此本示余，得以想见归田园之乐，颇觉此老去人未远也。大观四年三月五日山南李彭商老书。”大观为宋徽宗赵佶年号，大观四年当公元1110年，若据此，则此图应是北宋的作品。李彭题跋中所谓王性之有考，《宋诗纪事》卷九十二载善权《王性之得李伯时所作归去来图并自书渊明词刻石于琢玉坊为赋长句》一首，由此可知王性之曾获李公麟所绘《归去来图》。李彭说从王性之处得见“此本”，当即善权诗中所说的这幅图。
此外，据文献记载，李公麟还画过一些以陶渊明为题材的图画。如：宋苏轼有《题李伯时渊明东篱图》：“彼哉嵇阮曹，终以明自膏。靖节固昭旷，归来侣蓬蒿。新霜着疏柳，大风起江涛。东篱理黄华，意不在芳醪。白衣挈壶至，径醉还游遨。悠然见南山，意与秋气高。”元方回《桐江续集》卷二十四《题庐山白莲社十八贤图并序》曰：“李伯时画六士、十二僧，共十八贤。外有篮舆自随者陶渊明，道冠者陆修静。一人下马致敬向陶语，其江州刺史将命之人乎?渊明实未尝入社。为题诗曰：‘六老臞儒十二僧，柴桑醉士肯为朋?葫芦自与葫芦缠，更要闲人缠葛藤。’”可见方回曾见过一幅李公麟的《白莲社十八贤图》，并对图中人物有所描述。元吴师道有《李龙眠莲社图》诗，明李东阳有《题李伯时莲社图》诗。詹景凤《玄览编》也对李伯时《莲社图》有所描述。(17)另外，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三载李龙眠绘有《高士图》：“画用绢素，澹设色，古柳一株，高士袒坐其下，书卷横陈，有酒盈罍，坐者微醺含笑，翛然自得，是陶征君归后像也。”然而孙承泽所说的这幅图是否为李公麟所为，图中高士是否即陶渊明，难以考订。以上这些图未曾目验，难以确定其真伪，姑录以备考。
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有《渊明归去来兮图》，分为七段，各以一段《归去来兮辞》中的文字分开。值得注意的是《归去来兮辞》原文中“抚孤松而盘桓”中的“桓”字，写作“旋”字，或是避宋钦宗赵桓名讳，钦宗在位只有一年，然则此图或是钦宗朝或是南宋时所作。然检南宋刻本陶集，无一作“旋”字者，或此图为院画，所以避讳特别严格耶?图中所书《归去来兮辞》的书法风格，与南宋高宗所书《洛神赋》一致，或许是模仿宋高宗的书风，亦未可知。(18)
南宋梁楷也画过陶渊明像。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卷四：“梁楷，东平相义之后。善画人物、山水、道释、鬼神，师贾师古，描写飘逸，青过于蓝。嘉泰年画院待诏，赐金带，楷不受，挂于院内。嗜酒自乐，号曰‘梁风子’。院人见其精妙之笔，无不敬服。但传于世者皆草草，谓之减笔。”(19)台北故宫博物院今藏《东篱高士图》，绢本设色，纵71.5公分，横36.7公分。溪边一株高大的松树，占了画面的主体部位。树下一人微胖，长髯，眉目间神情超然，右手把菊花，左手持杖，面向左行走，葛巾，宽袍，披梅花鹿皮，衣带飘然。其前方是一座小桥，桥下流水湍急。右下方一带石坡，最右下角署“梁楷”二字，极小。收传印记有：天籁阁、子孙永保、项子京家珍藏、神品、项墨林鉴赏章、项元汴印、墨林山人、公贞、吴氏公一、吴于庭玄赏印、张羽钧、苍岩、焦林居士、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等。查《石渠宝笈》卷三十八，著录与此符合：“宋梁楷《东篱高士图》一轴，素绢本，着色画，款署梁楷。右方上有天籁阁一印，下有公贞、吴氏公一、子孙永保、项子京家珍藏诸印。左方上有神品、项墨林鉴赏章二印，下有公贞、项元汴印、墨林山人、李继泉真赏章、吴于庭元赏印、张羽钧诸印，右边幅有苍岩子、蕉林居士二印。轴高二尺二寸四分，广一尺一寸四分。”台北所藏当即此幅。梁楷所绘陶渊明像不止一幅，厉鹗《南宋院画录》卷五引吴其贞《书画记》：“梁楷《渊明图小绢画》一幅，写渊明把菊行松树下，画法工致，精神迥出，为楷之上作也。辛卯十一月望日，过嘉禾之长水，观于侄孙于庭家。”(20)吴其贞字公一，书画收藏家。(21)《佩文斋书画谱》卷九十九又著录《虎溪三笑图》：“梁楷《虎溪三笑图》是折芦描法。”所谓“折芦描法”乃是“尖笔细长撇纳(捺)”。(22)人皆知梁楷善用减笔画法，画风草草。其实折芦描法也是他的特点，而这个特点在这幅画中似可约略看到。由以上所述各点看来，台北所藏此图传为梁楷所绘由来已久，不过尚难肯定确为梁楷原作，其时代和绘者有待进一步考证。(23)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虎溪三笑图》，绢本设色，纵26.4公分，横47.6公分，无款印。收传印记有：宣统御览之宝、珍秘等。所画内容为陶渊明与慧远、陆修静三人的一段传说。关于这段传说，唐释贯休《再游东林寺作》五首其四曰：“爱陶长官醉兀兀，送陆道士行迟迟。买酒过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师如斯。”自注：“远公高节，食后不饮，而将诗博绿醑与陶潜饮，别人不得。又送客不以贵贱，不过虎溪，只在寺门前，而送陆静修(按应作修静)道士过虎溪数百步，今寺门前有道士冈，送道士至此止也。”(24)宋黄庭坚有《戏效禅月作远公咏》：“邀陶渊明把酒椀，送陆修静过虎溪。胸次九流清似镜，人间万事醉如泥。”(25)另在陈舜俞《庐山记》卷二中又有这样一段记载：“流泉匝寺下，入虎溪，昔远师送客过此，虎辄号鸣，故名焉。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陆修静亦有道之士，远师尝送此二人，与语合道，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今世传三笑图，盖起于此。”(26)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在《杂诗》其六下按曰：“远公居山，与三十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宾游履常以虎溪为界。他日偕靖节、简寂禅观主陆修静语道，不觉过虎溪数百步。虎辄骤鸣，因相与大笑而别。石恪遂作《三笑图》，东坡赞之。李伯时《莲社图》，李元宗纪之，足标一时之风致云。”(27)从以上所引可以看出，虎溪三笑的传说最晚在唐代已经流行，宋代已有三笑图。关于石恪，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三十“三笑图”条曰：“杨铁厓云：坡翁跋石恪所画，以为三人皆大笑，至衣服冠屦皆有笑态，其后之童子亦罔知而大笑。永叔书室图三笑于壁，想见石恪所作与此无异。然坡翁所跋三笑不言为谁，山谷特实以远公、陶、陆事。”(28)由此可知苏轼曾见石恪所绘《三笑图》，黄庭坚又将画中人物坐实为陶渊明等。(29)可惜我们已经无法考证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是否即石恪所绘。石恪，擅长戏笔人物，《宣和画谱》卷七载：“石恪，字子专，成都人也。喜滑稽，尚谈辩。工画道释人物，初师张南本，技进，益纵逸不守绳墨。气韵思致，过南本远甚。然好画古僻人物，诡形殊状，格虽高古，意务新奇，故不能不近乎谲怪。孟蜀平至阙下，被旨画相国寺壁，授以画院之职，不就。力请还蜀，诏许之。今御府所藏二十有一。”(30)但这二十一幅中并无《三笑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绘者待考。图中左右两侧满是红叶，中间一条溪水，水上一板桥。三人在桥边仰天大笑，红衣者或许是慧远，右侧着葛巾者或许是陶渊明，左侧或许是陆修静。人物体态极其生动，连衣袖衣襟皆带笑意，确实是一幅难得的佳作。
又，元仇远《山村遗集》有《李待诏虎溪三笑图》诗：“偶然行过溪桥，正自不值一笑。三人必有我师，不笑不足为道。”(31)此李待诏乃两宋间李唐，据此，则李唐也曾画过虎溪三笑的故事。
二
元代以后各家陶渊明画像有一种趋同的现象，陶渊明的形象定型化，大体上是头戴葛巾，身着宽袍，衣带飘然，微胖，细目，长髯，持杖，而且大多是面左。这种定型化的陶渊明形象，很可能是源自李公麟。元代张渥字叔厚，时用李龙眠法作白描。张叔厚绘有《陶渊明小像》，大痴道人有题跋曰：“千古渊明避俗翁，后人貌得将无同。杖藜醉态浑如此，困来那得北窗风。”①(32)这首诗中“后人貌得将无同”一句，便指出了这种情况。关于这一点，在以下的论述中，还会不断得到印证。
宋元之际的钱选和何澄所绘陶渊明像，是必须重点介绍的。
何澄大约生于公元1224年，卒时已九十余岁。钱选生于公元1239年，卒于公元1301年。论年辈何澄在先，但他的《陶潜归庄图卷》，据卷后题跋乃是90岁时所作，则已在钱选逝世之后。所以钱选所绘陶渊明像反倒是在前的作品。
钱选的《柴桑翁像》(33)，纸本，设色。有“舜举”朱文印一，“雪溪翁钱选舜举画印”白文印一。受传印记有“南昌袁氏家藏珍玩子孙永保”等。陶渊明面向左，着葛巾、木屐，曳杖而行。以比较浓的曲线强调了巾带、衣领和广袖，线条很流畅，飘飘然，有很强的动感，生动地衬托了陶渊明的洒脱性格。陶渊明的面庞，呈椭圆形，有须，显然是一副怡然自得的表情。一童仆背负酒瓶，跟随其后，以表现陶渊明好饮酒。图左有钱选自识：“晋陶渊明得天真之趣，无青州从事而不可陶写胸中磊落。尝命童佩壶以随，故时人模写之。余不敏，亦图此以自况。雲溪翁钱选舜举画于太湖之滨，并题。”从这段话看来，在他之前或已有童子相随的画像。但是现存陶渊明的传记以及他本人的作品，并没有以童子携酒自随的记载，画中的情节乃出自想像。题识中所谓“青州从事”，是美酒的代称，典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术解》。钱选说画陶渊明以“自况”，可见他对陶渊明有认同感。钱选对陶渊明的认同感与他自己的身世有关。他是南宋的遗民，明朱谋重《画史会要》卷三载：“钱选字舜举，号玉潭，霅川人，宋景定间乡贡进士。及元初吴兴有‘八俊’之号，以子昂为称首，而舜举与焉。及子昂被荐登朝，诸公皆相附取宦达，独舜举龃龉不合，流连诗画以终其身。”(34)他对元朝的态度与赵孟頫不同，更不肯借着与赵孟頫的关系而取宦达，这跟陶渊明颇有相似之处。其《竹林七贤图》自题诗颇有渊明风味：“昔人好沉酣，人事不复理。但进杯中物，应世聊尔耳。悠悠天地间，偷乐本无愧。诸贤各有心，流俗无轻议。”(35)据记载，钱选的人物画相当多，有不少是以古代特立独行的高士为题材的，例如《白描五君咏图》，所画包括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观梅图》是画林和靖的，以上均见《赵氏铁网珊瑚》(明赵琦美编);《竹林七贤图》见《书画题跋记》(明郁逢庆撰);《竹溪六逸图》见《珊瑚网》(明汪砢玉撰)。而其《柴桑翁像》便是这类人物画中的一幅。
钱选除了上述这幅《柴桑翁像》外，还有其他以陶渊明为题材的图画。明张丑《真迹日录》卷三记录了他设色《归去来图》的题跋：“衡门植五柳，东篱采丛菊。长啸有余清，无奈酒不足。当世宜沉酣，作邑召侮辱。乘兴赋归欤，千载一辞独。”此图今藏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纵26公分，横106.6公分。拖尾有钱选自题五言诗一首如上述，署“吴兴钱选舜举”，下钤“舜举”朱文印、“钱选之印”白文印两方。图右上角有“钱氏”朱文印一方。收传印记有：寄傲、退密、乾隆御览之宝、天子古稀、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宝笈重编等。图取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文意，绘他乘船归来之片段。左侧上方一带青山，下方一船荡于水上，陶渊明站立船头，面向左，着葛巾，右手扬起，似乎是正在招呼家人，欣喜之情宛然可见。左侧岸上五柳树错落有致，柳枝掩映下，土墙柴门，一人候于门下，门外二童仆。整幅画的构图左密右疏，但因为是以陶渊明及其所乘之船为中心，所以并无失重之感。钱选所绘《归去来图》不止一幅，明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六十八：“吴兴钱选舜举画陶元亮《归去来辞》独多，予所见凡数本，而此卷最古雅，翩翩有龙眠、松雪遗意，第少却‘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一段柴桑景。当是兵燹时不免破镜耳。”《佩文斋书画谱》卷八十五引明王世懋《王奉常集》云：“观此画是钱舜举仿龙眠靖节诸图笔意，盖篮舆入白莲社一帧，非专写《归去来辞》也。”明郁逢庆编《书画题跋记》卷九记录了钱选《桃源图》题跋：“始信桃源隔几秦，后来无复问津人。武陵不是花开晚，流到人间却暮春。”(36)
何澄的《陶潜归庄图卷》，纸本墨笔，纵41公分，横732.8公分。卷尾有“太中大夫何秘监笔”款。图后有张仲寿书《归去来辞》全文。拖尾有姚燧、赵孟頫等人的题跋。鉴藏印记有“畴斋”(张仲寿)、高士奇图书等，经张仲寿、高士奇、毕沅等人收藏，后入清内府。清亡，溥仪携出，藏于伪满皇宫。1945年日本投降，流散于民间，后归吉林省博物馆。(37)此图以互相连接的若干画面表现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大意，在不同的背景下陶渊明的形象反复出现。包括乘船归来、稚子候门、亲戚情话、东皋舒啸、植杖耘耔等等细节。可注意者，画中房屋都是北方的砖瓦结构，这与何澄是燕人有关。房屋宽敞，斗拱结构，舟车鞍马也都比较讲究，而且童仆侍从较多，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所表现的生活实际有很大的距离。但整幅图所寄托的情趣，仍然是与陶渊明相一致的，特别是陶渊明的造型，处处透露出高士的风貌。一位九十岁的老人能以工细的笔法描画陶渊明的形象，实在是寄托了他对陶渊明的爱慕之情。赵孟頫跋曰：“图画总管燕人何澄，年九十作此卷。人物树石，一一皆趣。京师甚爱重其迹，又得承旨张公书渊明《归去来》于后，遂成二绝。延佑乙卯九月七日吴兴赵孟頫书。”(38)揭傒斯跋曰：“右渊明《归去来图及辞》一卷，乃何昭文画，张承旨书。何昭文画，在当时即为人所爱重，至今京师之人犹然。张承旨书，自谓当与赵吴兴雁行。然当时求之中贵之中，已莫能及。以赵吴兴书画皆当为天下第一，二绝之评，足为此书此画之重。……至元二年岁丙子九月廿七日夜揭傒斯跋。”(39)可见此图在当时受人重视的情况。
何澄的《陶潜归庄图卷》与上述钱选的《归去来图》相比，构图并不相同，但是其中陶渊明的形象颇有相似之处。就陶渊明的造型而言，究竟是何澄受了钱选的影响，还是这两幅画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或者两人心目中的陶渊明形象竟然如此相似，是很有兴趣的问题。上引明王世懋《王奉常集》说钱选所绘陶渊明图有公麟笔意，或许他曾见过公麟真迹。钱选的这幅《柴桑翁像》中曳杖而行的陶渊明形象，以及随行的童子，与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题为李公麟的《归去来辞图》如出一辙。清卞永誉《书画彚考》就说过，钱选所绘人物师从李公麟(40)，然则李公麟所绘陶渊明像可以认为是钱选、何澄之所本。
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藏有《归去来辞图卷》，绢本水墨淡设色。此图分十个片段，大致概括了《归去来兮辞》的内容。可注意者，图中的陶渊明体瘦，与其他各图不同;据《归去来兮辞》，渊明归来乃是乘舟，而图中所绘竟是骑马，与其他各图亦不同。图中房屋都是北方的样式和结构，与何澄《陶潜归庄图卷》相似。关于此图的风格笔法，傅熹年《访美所见中国古代名画札记》(下)论述精辟，关于其时代，据图中房屋样式结构详加考证，云“此图可定为金末或蒙古与南宋对峙时期的作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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