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以晋朝遗民自居吗

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说“请息交以绝游”，又说“世与我而相违”，然而渊明出世，却不曾忘世。用韩愈的话说，就是他的心到底不能完全平静。韩愈在《送王秀才序》中，拿阮籍、陶潜和颜回进行了一下比较：

及读阮籍、陶潜诗，乃知彼虽偃蹇不欲与世接，然犹未能平其心，或为事物是非相感发，于是有托而逃焉者也。若颜氏之子操瓢与箪，曾参歌声若出金石，彼得圣人而师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于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托而昏冥之逃邪?吾又以为悲醉乡之徒不遇也。(《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三)

韩愈认为，颜回、曾参是真的在隐居的生活中得了内心的宁静，并且有幸能有孔子这样的圣人为师，努力学习尚且还觉得来不及呢，哪有时间考虑那么多世俗之事呢?而渊明、阮籍是一类人，就是虽然看不上世俗之人，但是到底心中忘不了世事，所以时常会流露出一些激愤。所以他们经常借酒浇愁，不过是落得个暂时的忘却罢了。渊明的《杂诗十二首》的第二首，就很能表现出宁静的表面之下那汹涌的暗流：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

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这是一首写秋夜之景与凄凉的感思的作品。前四句清景无限，然而从第六句“枕席冷”开始，那种孤独悲凉以及内心的不平静就跃然纸上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人一天老似一天，但是自己的志向确实永远不能得到施展。这种情怀以致让诗人彻夜失眠。可见这份“志向”在内心的分量了。然而渊明究竟是为了什么“志”而“怀悲凄”呢?这首诗中有一句：“气变悟时易。”这句表面是说，秋天来了，气候变化了，我感悟到了时令的转换。但是忘深层说，“时”在古代常常暗指“时代”。因此说，渊明在暗中感慨时代更迭，晋之倾覆，也并不为过的。

过去有很多人认为渊明是晋之遗民，在写诗时，晋未亡之前，诗的题目序言中都用晋的年号，晋亡后凡遇要写时间的，只写干支纪年，也就是古人说的“唯云甲子而已”。沈约在《宋书·隐逸传》中就提到了这一观点：

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义熙(405年-418年)是晋安帝司马德宗的年号。其后是元熙(419年—420年六月)，是东晋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的年号，共计两年，这也是东晋最后一个年号。元熙二年六月晋恭帝被迫禅位给刘裕，东晋灭亡。刘裕建立刘宋政权，改元永初。陶渊明“唯云甲子”这一说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但是宋代思悦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渊明这些写干支纪年的作品，有些是很早的作品，根本没有到晋亡。所以“唯云甲子”不过是世之好事者的观点，不是渊明的本意：

思悦考渊明诗有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中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作》，此年秋乃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即解印绶，赋《归去来辞》。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岂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以自取异者?矧诗中又无标晋年号者，其所题甲子，盖偶记一时之事耳。后人类而次之，亦非渊明本意。世之好事者，多尚旧说，今故著于三卷之首，以明五臣之失，且祛来者之惑焉。(清陶澍集《靖节先生集》卷三)

明代宋濂《题渊明小像卷后》也认为这是沈约的一种错误观点：

若《九日闲居》诗，有“空视时运倾”之句，《拟古》第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语，虽未敢定为何年，必宋受晋禅后所作，不知何故反不书以甲子耶?其说盖起于沈约《宋书》之误……呜呼!渊明之清节，其亦待书甲子而后始见耶?(《宋学士全集》卷十三)

他认为像渊明影射朝代更迭的《九日闲居》《拟古》诸诗，都没有写甲子(当然也没有写年号)，所以沈约的说法是错误的。而且他认为渊明清高的节操，根本不需要“唯云甲子”这种行为才能为世人所敬仰。

但是我认为，渊明的价值不在“甲子”一事，当然是没有疑问的。不过以晋宋改朝换代为界限，在这之前，渊明的诗写年号也罢，也甲子也罢，都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一种正常的生活;但在这之后，渊明的诗无论是写甲子，还是什么都不写，但他确实是没写过宋代的年号。可见渊明在晋亡之前，写诗记时间是比较随意的，什么记法都可能有;但晋亡宋兴，则有意识避免用宋之年号，这个还是肯定的。沈约也没有说渊明在晋时只写年号不写甲子，因此要想推翻沈约之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陶渊明诗中找出一篇写了刘宋年号的诗文来。不过，确实没有这样的作品。

因此，渊明就像萧统说的那样，“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萧统《陶渊明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苏东坡在《书渊明述史章后》说：“渊明作《述史》九章，《夷齐》、《箕子，盖有感而云，去之五百余载，吾犹知其意也。”葛立方在《韵语阳秋》中也说：“观《渊明读史九章》，其间皆有深意。其尤章章者，如《夷齐》、《箕子》、《鲁二儒》三篇。……由是观之，则渊明委身穷巷，甘黔娄之贫而不自悔者，岂非以耻事二姓而然耶?”他们列举的这些诗篇，都是渊明吟咏古代有节操的遗民的作品，渊明赞美他们，当然也是以他们为榜样，认同他们的行为，并且激励自己。

也正是这样，人们觉得渊明很多诗都隐约地表达了这种“志”(情怀)。甚至就连《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也有人解释得非常露骨：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后来元代的刘因以诗解诗，在《归去来图》中说：

渊明豪气昔未除，翱翔八表凌天衢。

归来荒径手自锄，草中恐生刘寄奴。

“草中恐生刘寄奴”这句，未免太坐实了。当渊明“归园田”之时，距离刘裕(小名寄奴)篡晋还有很多年呢，渊明不可能这样未卜先知。不过要把这句的“刘寄奴”解释为“刘寄奴这类日后颠覆晋朝的人”，倒也不是说不通的。然而这也是一种很“危险”的解释诗歌的方法，很容易就陷入了穿凿傅会的误区。因此陈沆《诗比兴笺》中说：

案读陶诗者有二蔽：一则惟知《归园》、《移居》及田间诗十数首，景物堪玩，意趣易明，至若《饮酒》、《贫士》，便已罕寻，《拟古》、《杂诗》，意更难测，徒以陶公为田舍之翁，闲适之祖，此一蔽也。二则闻渊明耻事二姓，高尚羲皇，遂乃逐景寻响，望文生义，稍涉长林之想，便谓采薇之吟，岂知考其甲子，多在强仕之年，宁有未到义熙，预兴易代之感，至于《述酒》、《述史》、《读山海经》，本寄愤悲，翻谓恒语，此二蔽也。宋王质、明潘璁均有《渊明年谱》，当并览之，俾知早岁肥遯，匪关激成;老阅沧桑，别又怀抱。庶资论世之胸，而无害志之凿矣。

这一段是解读陶诗非常公允的态度。陈沆认为，陶诗应该分期。早年那些单纯写隐居田园的诗为一类，后期寄托朝代更替悲愤之情的诗为一类。这两类要用不同的方法去阅读，不要弄混了。也就是说，诗人寄托了，我们就去解释寄托;诗人没有寄托，我们不能穿凿傅会，生硬地安排出许多寄托的意义来。但哪些诗有寄托，哪些诗无寄托呢?这就很复杂了。可以主要参考时代，但又不能一概而论。早年之诗，也未必没有寄托，但无论怎么解释，也不能解释出“改朝换代”那些很具体的事来。因为渊明即使很感觉敏锐，但毕竟不是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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