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民族观的形成及表现
李白一生著述颇多，他以超凡脱俗、清新飘逸的浪漫主义文风见长。
一、前言
李白，是唐朝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父名叫李客，从中原被贬至中亚西域的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李白就诞生在那里，长到四岁后，再迁回四川绵州昌隆县(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莲乡)。二十岁时只身出川，漫游全国。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市)、应山(今湖北省广水市)。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省济宁市)。
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但一直未得人赏识。他曾给当朝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以此自荐，但未得回复。直到天宝元年(742年)，因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遂名震天下。李白初因才气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
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756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的幕府。但是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流放到夜郎。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靠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卒。
二、李白诗歌作品中融注的民族平等思想
(一)突破华夷之防
儒家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时局混乱，提出所谓“四夷交侵”是为了团结中原华夏各族抵御外来侵略的用意。《春秋繁露・王道》曰：“亲近以来远，故未有不先近而致远者也，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汉书・匈奴传论》曰：“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内外，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
到了唐代，虽然民族政策开明，可是李唐王朝向来以华夏文化的正统自居，因此儒家的夷夏观不可能在一时之间有根本性的改变，一些尊唐太宗为天可汗的少数民族，在遇到异族入侵中原时，也往往坚持尊王的态度，与中央政权保持一致。
(二)李白对民族战争的不同态度
安史之乱时，各文人志士都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情绪，杜甫在《彭衙行》中说“别来岁月周，胡羯仍构患”;在《北征》中曰：“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这些言辞显然继承了儒家尊王攘夷的传统。当然，李白也反对安、史的叛乱，但是他的反对在立场上有本质的差别，他曾在《永王东巡歌》中云：“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可见，李白只是反对胡人入侵中原，给人民带来痛苦。但并没有带尊王攘夷的主观主义色彩。
天宝八年(749年)六月，哥舒翰奉玄宗之命攻打吐蕃石堡城，结果战死数万兵卒。当时高适、王维、储光羲等文人墨客纷纷表明一直的态度，错误地歌颂李唐对边境少数民族所发动的不义战争。而对伤亡的惨重，值不值得却避而不谈。而李白则作有《古风》十四中曰“阳和变杀气，发卒骚中土。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余……”可见李白反对残民拓边战争，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他还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云：“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当广大文人都陶醉在哥舒翰的战功时，李白却对此作出截然不同的言论，并谴责哥舒翰穷兵黩武、邀功晋爵。
天宝十三年(754年)，杨国忠发动了对南诏的非正义的战争。当时杨国忠派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旨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李白的诗里指出这些被拉去的“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李白在《古风》与乐府的若干篇章中描述了战乱之中人民的痛苦，其中，《古风》三十四中揭露了唐王朝向西南边陲进军伤亡的惨重和给当地少数民族带来的痛苦。
该诗体现了李白的主张，认为对南诏根本不该用兵，战争前后死了将近二十万人，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苦难。最终，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李白的观点客观公正。他既反对外族扰乱华夏，也反对中央集权对外扩张。
三、李白民族观形成的因素
李白与同年代的文人志士在对待民族战争问题上态度的显著不同是有原因的，这与他所受的家庭的特殊文化背景、受到的教育以及整个唐王朝的大环境有着或主观或客观的必然联系。
(一)李白的出生地及成长地对他的民族观的影响
李白出生的碎叶城，自隋唐以来主要聚集着突厥、鲜卑、铁勒和教育、粟特人。它与龟兹、疏勒、于阗并称为唐代“安西四镇”。碎叶城地处丝绸之路两条干线的交汇处，中西商人汇集于此，是东西使者的必经之路，这也并然使得此地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地区。近年来，中国与中亚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李白热也在彼此间悄然兴起。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李白之父为胡人，母亲据记载是突厥人，甚至断言他根本就是西域胡人。
蜀地西鄙绵州昌隆青莲乡，是李白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地。该地也是少数民族羌戎和南蛮族(巴氐)丛居之地，亦是道教的发源地。因此李白深受突厥羌戎和南蛮文化的影响，自小就沉浸在道教微妙玄通的气氛中，其后他浑然天成的仙风道骨也不足为怪。青莲乡有着悠久的历史，被誉为“李白故里、华夏诗城、九寨门户、蜀道咽喉。”在这充满着少数民族文化的环境熏陶下，李白的青少年必然耳濡目染，其内心潜移默化地对广大少数民族怀有一视同仁的态度，并在其诗作中充满了辨证的思维与客观的评价。
(二)纵横家赵蕤对他的影响
唐代，民间流传着“赵蕤术数，李白文章”的俗语，且两人并称“蜀中二杰”.赵蕤一贯主张“天下为公”、“民贵君轻”;反对“天下为家”、“一人独占”。代表作《长短经》书成后，集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杂家和阴阳家思想之大成，是黑白杂揉之书，以谋略为经，历史为纬，记述国家兴亡，权变谋略、举荐贤能、人间善恶四大内容，又以权谋政治和知人善任两个重点为核心;此书宣扬天人合一，警世惩恶，是难得的谋略全书。李白对其中所讲治国谋略非常感兴趣，决定拜赵蕤为师。赵蕤将自己的文韬武略，悉数传给李白，对李白的思想观念、生活道路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玄宗数次征赵蕤为官司，都被婉言拒绝，他情愿过隐居生活。李白与赵蕤结成了深厚的师友情谊，在李白辞亲远游，卧病淮南时，写了《准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中表达了对赵蕤深切的思念之情。在赵蕤晚年时，李白还给他写过一首《送赵云卿》，鼓励他在国难当头之时施展其治国安民之术。
(三)唐代的民族政策对李白的影响
唐朝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时期，由于开放的民族政策、强盛的国力和先进的文化，唐朝吸引着各族人民与之交往，与唐朝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原的技术与文化传播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促进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和进步，也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其中，吐蕃与唐朝的关系更是与唐“和同为一家”。
首先，开国皇帝李渊本人有部分鲜卑血统并对突厥的敬畏之情。唐前期三代君主皆是鲜卑女子所生，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北方少数民族的血，这无疑影响了唐代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唐太宗的后继者们如，武则天、唐玄宗等，则进一步促进了大一统政治下的民族交流与融合。其次， 唐代羁縻州的建立， 使唐中央和边地各少数民族结为一个整体， 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的频繁往来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
综合以上这些原因就不难理解李白在对待民族问题时所表现出的辨证、客观与豁达的态度， 与当时其他的文坛巨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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