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真心隐士还是被迫隐居?

陶渊明(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号五柳先生，谥号靖节先生，入刘宋后改名潜。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东晋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小官，后辞官回家，从此隐居，田园生活是陶渊明诗的主要题材，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等。

提及陶渊明这个名字，似乎已经作为纯粹隐士的代名词，曾传列《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的“隐逸”篇，可谓深入了中国文化的骨髓。是故，每每说到陶渊明，就会想到他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想到那种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那种不问尘俗世事的清醒与潇洒。在许多朝代，人们几乎都把陶渊明当作一个不关心国家大事政治形势的第一隐士、“隐士之宗”，其实事实上并非如此。

要搞清楚，陶渊明是否真心当隐士，我们先从什么是隐士说起。何谓“隐士”?据百度百科介绍，“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其条件，首先应当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其次，是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鉴于此说法，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并不可皆称为隐士。《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就是说一般的“士”隐居也不足称为“隐士”，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如《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显然，是说“贤人隐”而不是一般人隐。换句话说，应当的有才能、有学问、能做官而不去做官也不作此努力的人，才叫“隐士”。

陶渊明是这样的人吗?我们分析后，不难发现他并非一开始就真心当隐士，即便是后来，不得不隐，也是出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看破了红尘、看淡了名利、看透了官场，才步入了“隐居”的生活。笔者的观点如下：

其一，陶渊明的出生环境，使他贴近政治关心国事。

据资料记载，陶渊明出身于东晋一个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陶渊明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环境长大，耳濡目染，决定了他和政治先天就走得很近，不可能对政治和朝廷漠不关心。

其二，陶渊明的教育背景，使他充满理想满怀抱负。

陶渊明年幼时，家庭败落，八岁丧父，与母亲和小妹一起相依为命，后因生活拮据，只能投靠外祖父孟嘉。而孟嘉是当代名士，陶渊明深受着外祖父的熏陶，长大后他的个性、修养，都颇具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颇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子》《老子》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家庭环境与时代思潮，让他同时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也就是说，陶渊明性格中除了有超逸的道家一面，也有儒家的入世情怀。这也从教育上决定了陶渊明是个刻有儒家思想烙印的读书人。

其三，陶渊明的仕途经历，使他倍感失落倍加失望。

陶渊明少有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他怀着儒家“大济苍生”的愿望，出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侮辱，不久就递交了辞呈。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作主簿，他辞谢了。

隆安四年，陶渊明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作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篡位者的帮凶。他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而《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一诗里写道“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哀怨的叹息，他对做官有些失望了。这也正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越想入世济世把官做好，遇到的困难越大，也就越容易心灰意冷。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也就是公元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此时，他正在家乡躬耕自资，见状不由得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甚为不满，这一点说明他是非常关心政治局势的，也是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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