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件小事》读后感

《一件小事》虽然不是鲁迅小说中最好的作品——仅从艺术形式上看，也许还是不成熟的作品之— —— 却是非常重要的作品，无论从现代小说史还是从鲁迅小说创作的道路看，都是如此。但是，由于传统的研究方法的局限，长期以来，这篇近乎随笔的小说，不是被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过分地拔高，就是被粗心地加以否定，以至其独特的内涵未能得到恰当的揭示。

小说最早的推崇者当推茅盾，在《鲁迅论》中，茅盾指出，鲁迅既老实不客气地解剖别人，也老实不客气地解剖自己，并且说《一件小事》和《端午节》，“便是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评”：

《一件小事》里的意义是极明显的，这里，没有颂扬劳工神圣的老调子，也没有呼喊无产阶级最革命的口号，但是我们却看见鸠首因形的愚笨卑劣的代表的人形下面，却有一颗质朴的。热而且跳的。在这面前，鲁迅感觉得自己的“小”来。

在这段分析之后，茅盾引证了小说最后一节文字。此后的肯定此小说的批评家，基本上就着茅盾这一评论中的两点发挥：一是反映了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后来逐渐引申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的描写的宏论)，一是表现了鲁迅自我解剖的精神(后来引申出提出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改造，向工人阶级学习的宏论)。

根据我们在第一部分的梳理，毫无疑问，茅盾的评论中混淆了作者(鲁迅)、叙述者我、故事中的人物我之间的区别，将三者视为同一的。在茅盾之前，成仿吾在《(呐喊)的评论》中，则毫不客气地指《一件小事》为“即称为随笔也很拙劣”，可以说是一笔抹杀。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应如何看待?我们不妨先将这些问题悬置，对小说作一番考察。

按照叙述学的基本假定，叙述文本是叙述者对叙述底本进行叙述加工的结果。以《一件小事》中的叙述而言，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出底本与述本的关系。小说开头这样写道：

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算起来也很不少……

这里的故事讲述者是人物“我”。从时间上看，在底本中的“六年”在叙述时被变形了：底本的时间长度在叙述时被一句话的篇幅所代替;从人物“我”的经历的事件看，“六年”中的细节是无限的，在人物“我”的叙述中同样给变形了，这里的人物的回忆性述本与底本中的差异应该是很清楚的，而如果与第二部分所叙述的“一件小事”相比，在时间与细节量的处理上，叙述加工的程度就更鲜明，与对“六年”的叙述加工不同，“一件小事”的时间与细节量是通过选择而加以强化了的。

“一件小事”的叙述加工。最重要的是关于老女人跌倒的叙述。“刚近S门，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接着一段有两种成分，一是对跌倒前的情况的叙述，这包括两个因素，车夫让开道、有点停步和老女人过马路、破棉背心已被风吹得外展，这些叙述的内容在底本中本来是跌倒前的情况，现在被放在跌倒后叙述，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叙述加工——改变时序，这种改变时序的叙述加工，除了技术上的原因(若不改变时序，叙述起来就很平直，文章没有起伏了，改变时序后，形成了节奏。)，还有情节构成上的原因：先述事故，事故发生前的情况被作为原因(确定责任的依据)而叙述，从而形成因果链。这可以视为第二个层次上的叙述加工，这个层次的叙述加工比较隐蔽，但仔细分析仍然可以发现，事故发生前的情况在被叙述时，已经被“我”加工了。老女人过马路速度应该不是很快，快的是车夫(“车夫也跑得更快”)，但在“我”的叙述中是“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向车前”这个介词和方位词构成的短语，具有方向目的意味，而“突然”、“横截”都包括了叙述者的评论，强调了老女人出现的突发性与无道理，突发、无道理而又似乎专找车前走，这里叙述者对于底本的加工是渗透了老女人不该如此的意向和对老女人厌恶的情感，在这种情感意向下歪曲了底本。这种叙述的目的，是将事故的责任指向老女人自己。“车夫已经让开道”则进一步开脱了车夫的责任。但另一个叙述者也许可以强调车夫因为拉得快，对路况注意不够，等到发现有人，慌忙让道停步，但还是挂着了老女人的衣服，将她拉倒在地。在“我”叙述时，却是因为棉背心向外展开“所以终于兜着车把”，主动者是棉背心，而不是车把。试比较：棉背心兜着车把 / 车把挂住棉背心 “车把”在叙述中被处理为被动者，责任推向老女人。接下来的一句评论性更强：“幸而……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跌到头破血出了。”似乎老女人应该庆幸、感激。到底是棉背心兜住车把还是车把挂住了棉背心，这个句式中主语位置的分配，正是事故中肇事者位置的隐喻，也是这一段叙述结构的象征。

“我”关于事故发生情况的叙述可靠吗?从上面的分析看，未必可靠。联系上下文看，也是如此。第一，车夫是自动地扶着老女人去了巡警分驻所;第二，巡警分驻所如何裁决虽然不知道(人物“我”不知道，故事是人物“我”回忆叙述的，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作为作者操纵下的叙述者“我”，却是知道的)，但“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却暗示车夫应负的责任不小。这样，“我”对事故的看法和立场与真实构成矛盾的关系，由这个基本的反讽形成的张力，促动了人物“我”，从而产生了震惊。也正是“我”这段关于事故起因的叙述和评价，历来是被评论者当作代表作者观点的叙述，当作事情的客观真相来引述的。比如唐弢的论文《“小事”不“小”》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事故的发生，是老女人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车夫已经让了道，由于他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微风吹使向外展开，终于兜着车把，这才慢慢倒地。主要过失不在车夫。

显然，小说中回忆性叙事的人物我被当作作者来看待了，这种将叙事人与作者混淆的观点，在茅盾的评论中已经有了明确表述，唐弢尽管审慎地指出“‘我’自然不再是鲁迅自己”，但在上文摘引的片断中，叙事人的观点其实正是被当作作者的观点看待的。

分析证明，“我”对这一事故原因的叙述并不是唯一可靠的客观叙述，而是底本中的一种带有人物“我”的观察特征、情感色彩、好恶倾向的特定叙述，未必可靠。这些渗透于叙述中的主观性，是否如一般论者所说，是一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或者说是自私呢?应该说找不出这样的具有阶级属性的特征。

事情很简单，这种主观性是坐车者通常都会有的，从车子上看，从坐车者的角度看，在分析事故责任时，人物“我”几乎是无意识地将事故中的另一方推为责任承担者，非常自然地扮演了一个欺负老女人的“公正的仲裁者”。正是坐车者的立场决定了人物“我”的观点，导致了下文的“料定”、“真可增恶”的判决。事故的责任到底应该由谁负?小说中并未明写，但车夫对于事故的责任似乎是愿意负责的，这在其行动上可以作一个大致的判断，巡警分驻所的裁判似乎也对车夫不利(“你自己雇车罢，他不能拉你了。”)。这样一来，在人物“我”的叙述中就构成了一种矛盾关系，可以称为矛盾A，矛盾A的结果是人物“我”的精神上的震惊。第二层矛盾关系(矛盾B)是人物“我”掏出一把铜元给车夫后的自我反思：人物“我”又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一个奖励、表扬者的角色，事实上在此之前人物“我”反对车夫这样做，一旦车夫这样做了而显出人物“我”之“小”之后，人物“我”却一百八十度地转向嘉许者的立场，将自己从卑劣中超拔出来，当人物“我”发现自己的这一转向时，引发了内心的又一次震惊。正是矛盾A、B及其引发的震惊，构成了“一件小事”的基本内涵。

《一件小事》的主题是什么呢?现在可以讨论这个问题了。小说的第一部分是人物“我”的概述与议论，关键的语词是“坏脾气”——人物“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人”应该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但是，人物“我”在这里所指的被他看不起的人侧重指哪些社会阶层的人呢?一般以为是指统治阶层，其实从上下文看，“六年”中的“国家大事”，包括了辛亥革命以降的一系列大事，则满清王朝的遗老遗少、各种军阀、各类政党、革命党人以及所谓国民大众都包括在“人”之中，这是“坏脾气”的一面：对于中国人的怀疑、失望。“坏脾气”的另一面就是对于自己的估价——人物“我”虽然同为中国人，却是鹤立鸡群、茕茕孓立，孤高、孤立、孤独而又哀伤。“一件小事”正是这样的人物“我”的一次震惊经验的艺术表达。

震惊是本雅明的一个批评概念。震惊意味着个体意识吸收和同化外界刺激的失败，意味着以往的经验的崩溃。在一般的情况下，人们通过意识、回忆、梦等手段处理外界的信息，使外界的新的信息在以往的经验库中对号入座，这样使新的信息具备了曾经经历过的特征，将陌生的化为熟识的，即便是突发事变也往往经过这种处理后被主体坦然地接纳。但是，一旦外界的变化过于迅猛，刺激过于强烈，以致主体无法通过意识、回忆、梦等手段将它融入个体经验世界的时候，震惊发生了。以往的经验失去支持主体的功能，人在外界刺激的冲击之下陷入茫然。人物“我”在“六年”中目睹耳闻若干令其失望的国家大事时，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只不过是使他越来越看不起人，或者说越来越发觉自己的价值，发现自己与人间的差异，越来越倾向于遗世独立，冷眼看世态，一切的失败、混乱、倒退都必然被视为别的人不如我、不能象我、不能达到我的程度的结果，“六年”中的一系列历史事变虽然各各不同，但在人物“我”的面前，都似曾相识，都是一回事。一切的新的刺激只是旧的经验的循环。但是“一件小事”发生了，“小事”像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人物“我”发现了一个非常朴素的真理：人物“我”与那些平素所看不起的人具有同一性，人物“我”也是自己所厌恶的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像他们一样，一旦作为坐车者便会自然而然地站在坐车者的立场欺负一个老女人，也像他们一样，会在发现别人比自己高明时“从善如流”，甚而至于卑劣地自居于发现、奖赏、提携的地位，这个发现恰恰是人物“我”的经验主体(他曾经是那样地瞧不起人)无法同化、消化的：震惊发生了，或者说精神的地震发生了。在这场精神地震之中，虽然孤立却不妨孤芳自赏的主体倒坍了：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利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减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这段“异样”的感觉，就是震惊发生的瞬间的感受的记录，震惊之后，主体人物“我”面临着意识的虚空状态：

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坐着没有动，也没有想，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才下了车。

但是，听完巡警的话后，人物“我”的经验主体回复了自觉，再次以“经验”做出了反应：给车夫赏钱。这近乎自我遮羞的掩饰行动，本质上是经验主体再次能动地实行保护主体的功能，却被人物“我”怀疑了、否定了，由此，震惊被巩固——陷入“坏脾气”中的人物“我”被拖开了。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试阐述其意义。人物“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旧说一律界定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根据某种政治哲学的定义，这种阶层具有两面性，故分析中，总是一方面强调他的落后的一面，比如他的自私，另一方面强调他的进步的一面，比如他的不满于“文治武力”、他的自我批评、他的向劳动人民学习的意向(甚至有些人据此引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结论)，其实，这是非常牵强的庸俗社会学。因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身是一个无确定内涵的概念，而小说中经济状况的暗示也只是只言片语，我们无法由“我因为生计关

系，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一句确定他的经济状态属于“小资产阶级”，这一句最多只能告诉我们他不工作便会生活无着落，除了工作也许根本没有可资生活的“资产”，则从经济状态看，他倒可能是“无产”的，倘使一定要说他有“资产”，那只能是读过书，仅仅因为读过书便具有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这种深文周纳岂不太可怕了吗?“知识即罪恶”，仅此一条，足可以使天下的知识者不寒而栗。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论定人物“我”的“自私”，照旧说，也是有根据的，因为人物“我”说过：“也误了我的路”。其实这是丢开上下文的一种断章取义，人物“我”的这句话的全文是“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又没有别人看见，便很怪他多事，要自己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人物“我”的“料定”还有两段上文：

一、事故的程度之轻——“车把上带着一个人，慢慢地倒了。”

二、事故的责任不在车夫，这在前面已分析过了。如果人物“我”认为老女人受了伤，认为责任在车夫，人物“我”会这样吗?答案应该是清楚的。前面考察人物“我”对事故叙述的可靠性时，已经指出，人物“我”的不可靠叙述完全是在一种无意识的情况下自坐车者的意识、立场做出的判断、分析和叙述，也正是因为出自近乎本能的反应，才暴露了人物“我”的常人性的一面，这才构成了震惊的基础，与伦理范围的自私与否，没有关系。况且，车夫并非如一般论者所云，是“大公无私”的。前面分析事故的底本与述本关系时已经指出，事情是从人物“我”的视角被叙述的，并不代表唯一真正客观的事实叙述，对于事故的看法，车夫的观点显然不可能同于人物“我”，老女人也会有自己的观点，巡警也会有一种观点，从小说下文看，车夫、巡警的观点的方向是一致的。则车夫的行动无法论定为“大公无私”。老女人到底是否装腔作势，如果将人物“我”的叙述视为权威叙述，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老女人装腔作势讹诈，车夫仍然不声不响甘愿“自讨苦吃”，则车夫的行动不是大公无私，而是一个伟大的教义的化身：左颊给打了，再送上右颊。

以上这些解释中可能出现的歧异，都有一个原因，即未能充分注意小说的叙述艺术。在这篇小说中，叙事人的视角是有着严重的权力自限的：故事严格限制在人物“我”的见、闻之内，老女人怎么想，车夫怎么想、巡警分驻所里发生了什么，都有意识地排斥于叙述之外，因为事故的结局与小说的主旨无关，作者所要处理的，是叙事人的精神的震惊。

叙事人“我”，从小说所提供的精神特征看，是社会动荡中不满于社会的知识者的精神肖像。这一类型的文人，鲁迅曾在《随感录六十二•恨恨而死》中有所论述。鲁迅指出，在中国古代“很有几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们一面说些‘怀才不遇’‘天道宁论’的话，一面有钱的便狂嫖滥赌，没钱的便喝几十碗酒，——因为不平的缘故，于是后来便恨恨而死了。”这种恨恨而死的传统人生样式，在二十世纪初，颇有人仿效，鲁迅是不赞赏的。“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来改造社会，改造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处。”只恨恨于社会，而从无意于自己，结果便会走上古代恨恨而死者的道路，摆脱这条传统的人生道路的关键，是先从自己改造起。但是凡是恨恨于世事者，总是以为自己很伟大、很了不起的，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要改造自己，因此，一般很难不蹈古人覆辙。一边愤恨世事，一边自鸣清高，实际上是借了“天下无公理，无人道”的话头，遮盖自暴自弃的行为。小说中的人物“我”并不就是一个“恨恨而死”者，但已经有了“坏脾气”——越来越看不起人——有对于世事、世人的愤恨，也有孤独的欣喜和悲哀，已有了“恨恨而死的根苗”，但是，人物“我”却已从“坏脾气”中挣扎着向外爬，这个挣扎，是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震惊后发生的。这一震惊的实质，是人物“我”自我的新发现，或者说是“旧我”的主体崩溃，由发现人物“我”的常人性而开出一条首先改造自己的道路，便是这篇小说的启示：为世纪初的文人摆脱传统文人鬼魂的纠缠而指示一种途径。

本世纪之初，有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便是“学生社会”的崛起，“学生社会”是当时人们的称谓，后人习惯称为新型知识阶层。所谓新型的知识阶层，是随着近代工商业和近代教育、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出现的，初步接受了西方社会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的，由教师、学生、留学生、技师、职员、医生、记者、编辑、著作家、翻译家等人组成的近代知识分子阶层。这个新兴阶层的壮大，是以革命为契机的。一九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青年留学生渐渐成为倡导革命的主力军。一九0三年，日本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和上海的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以及《苏报》成为拒俄拒法的指导中心。一九0五年，孙中山已认识到新型知识阶层崛起的意义，决定“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作领导之人。”[14]这在孙中山致陈楚楠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孙中山在信中说“近日吾党在学界中已联络成就一极有精彩之团体，以实力行革命之事。现舍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技材俱有之。现已各人分门任担一事，有立即起程赴内地各省，以联络同志及考察各情者。现时同志已有十七省之人，唯甘肃省无之，盖该省无人在此留学也。”“将来总可得学界之大半;有此等饱学人才，中国前途诚为有望矣。”[15]这意味着中国辛亥革命的领导的历史使命，落在新型知识阶层的先锋队身上。在当日舆论界，对于“学生社会”的赞美之声也非常之高。面对中国的危机，“居今日而欲图补救，舍中等社会其谁属哉!”“学生社会之于国家关系重且大，学生社会一日不立，则新党一日不能结，中国一日无望。”与舆论的赞美相一致，这个新型的知识阶层也自命不凡，他们不再像中国传统的“士”那样自居于“上等社会”，相反，他们视上等社会为敌人，指责“挟政柄者，大率皆顽钝腐败之魁杰”;另一方面，他们又充分强调与“下等社会”——农、工、商之区别。“下流社会，如长发、大刀等，亦尝有之矣，亦曾见于国家大事有益否耶?以暴易暴，暴更甚焉。纵使前此之建社会者，竟能改革旧政府，有所建设，吾恐其速亡国之祸也。”既独立于上等社会，又区别于下等社会，新型知识阶层自居于中等社会，他们自觉肩负起“提挚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的历史使命。

从新型知识阶层的自觉到辛亥革命的成功——民国成立，可以说是这个阶层的浪漫时代——拜伦式的英雄时代。随着辛亥革命实质上的失败，中国社会实际上落入军阀之手，忠于民国理想的知识阶层陷入悲观失望之中。鲁迅的感受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自然，那时恶劣分子固然也有的，然而他总失败。一到二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即渐渐坏下去，坏而又坏……”民国以后这些历史事变对于鲁迅的影响如何呢?在《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中，鲁迅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这种颓唐，并非特例。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分裂为以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和以黄兴为首的缓进派，缓进派的基本主张，就是以对辛亥革命后革命形势的悲观估计为前提的。处于这一阶段的知识阶层的敏感者，深刻地体验了寂寞、悲哀和恨的感情，如果说民国成立时他们是拜伦式的浪漫英雄，到此时，已是浪漫英雄的末路。这种末路的浪漫英雄的典型特征，可以说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心在峰颠，身在幽谷，小处敏感，大处茫然。而在对世事的关系上，就是由失望、悲愤而恨恨于世，倘一味恨下去，便极易滑向传统文人的老路。

正是有感于这方面的现状，鲁迅提出了知识阶层解剖自己的课题，鲁迅进行自我解剖的结果，是发现自己深深烙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而他笔下的人物“我”通过震惊体验，发现了自己的常人性，而这两者有其统一性：即宣告了辛亥革命时期崛起的知识阶层的浪漫时代的结束，在解剖人生而同时解剖自我的严酷之中，拉开了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时代的帷幕。作为辛亥革命时代的知识界敏感心灵的杰出代表，鲁迅表现了这个阶层的先进分子在时代的嬗变中的思索与体验，郭沫若虽然比鲁迅只差几岁，却不属于辛亥革命的时代，他以及他所代表的一群人，对于这一代人在精神上是隔膜的，在精神状态上也截然不同。当鲁迅这一代人充分意识到自己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时，郭沫若正做着天狗式的白日梦，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代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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