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乡情美文欣赏
离开乡村许多年了，但乡村那乡人乡事乡情已成为我忧伤的挂念，到如今我都无法抹去记忆中那份纯真朴实的乡情。
那时，我刚刚从学校毕业来到了一所乡村学校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只知道那时的心情很茫然，从学校到社会，从学生到教师，一下子来了个大转弯。过去在学生时代的种种向往、理想、抱负都被现实打得粉粹。但是我依旧上好我的每一节课。每天学生放学后，我就看书、听音乐、家访。也是那时，我开始习文学、拉二胡、练书法。
这乡村校园的前面是一个大操场，后面则是一大片金灿灿的开着黄花的油菜地。刚到三四月份的时候，正是这油菜花开的时节，身处在这油菜地里真是让人心旷神怡。每天黄昏的时候，我就拿起我那心爱的二胡独自一人来到油菜地里，学着拉起那忧伤的曲子《二泉映月》和《江河水》。直到有一个礼拜天的黄昏，我正坐在油菜地边低头拉着曲子的时候，猛然一抬头，在油菜地的那头，有一个身穿黄底白花上衣、头上扎着一把头发的乡间姑娘，一双大大的眼睛明亮亮的，正对着我微笑，看上去有些淡淡的忧郁，在我来说，我的情感世界还是一片处女地，我当时心里一跳，的确，在大片半人深的油菜花丛里忽然露出一张人面桃花来，那牙齿白白的、齐齐的，脸色有些红扑扑的，虽谈不上明眸皓齿、秋波荡漾，但在这乡村周围，能见着这般乡姑也着实不多，总能让人过目不忘。正想着，当我起身再看时，那姑娘已不见身影。我依旧在晚饭后，一个人拿着一本书或是一把二胡到学校后面菜地里看书拉琴，看风景。
一个学期过去了，新学期到来，学校来了一名老教师，当地人们都称其为“老先生”。恰好被安排与我一个办公室。老先生五十来岁，腰板稍有弯曲，浓眉大眼，老师和校长都很尊重他，似乎在他身上有一种神秘感。不多时，我便知道了他的神秘所在。原来，老先生家世很特别，祖辈曾是地主世家，出过几代咬文嚼字的读书人，老先生满腹经纶，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之乎者也、平平仄仄熟练如指，年轻时曾教过私塾。但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里，一家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到了他中晚年时才自由了。后来党和政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将老先生请出来在乡村学校执教。我家几辈都是平民，虽然听上人说起过那个年代的事，但我始终很尊重有才的人，老先生看我好学，便对我毫无保留，我欲拜其为师，但他无论如何都是不答应。也自那时起，我便经常将自己写的七言八句请老先生指点，老先生从平仄到对仗，从韵脚到声律，从屈原到苏轼，从诗经到四大名着，每每道来，津津乐道，信手拈来，全不费功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的古典文学基础皆受益于老先生，才得以后来与汉语言文学结缘。这就是我那方圆乡里众人皆知的乡师。我的忘年交。
直到有一天，在学校办公室里，我正和老先生谈诗论词的时候，进来了一位姑娘，那大大的眼睛和忧郁的眼神、那身黄底白花的衣着和一把到背的长发，使得我怦然心跳，原来她就是那金灿灿油菜地里我见到的乡姑。我足足对视了两分钟没说不出话来，半天才听她说“爸爸，我给您煲了汤拿来了。”老先生这才跟我说起是他闺女。但没等我说点什么，她便转身走了。我心里一片罔然。过了几日，老先生跟我拉家常，说他这闺女上完高中就没再让她读了，家里缺人手帮忙，闺女心里一直是个结，说要找一个读过很多书的人。老先生拉着我的手，给了我一张照片。我仔细端详着这张照片，一位姑娘站在一片油菜花地里，只看出了上半身，下半身完全掩映在油菜花地里。我知道是谁了，我将照片放进了口袋。我那时刚步入社会，除了教书读书，整个一呆子，不知道老先生话里有话，也就没说什么，但心里总是很纠结。
到了又是一年油菜花开的时候，老先生因年事已高，离开了学校。
我还是经常拿起我的书和琴到校园后面的油菜地里看书拉琴，期待再看一眼那熟悉的风景。我会不时地抬起头望望油菜地的那头，似乎想看到什么，但却一直也没看到那心跳的风景。于是我的心里空荡荡的，正是“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直到我离开这所乡村学校到城市工作了，也没见着。
在一个夏天，倒是听人说，老先生离开学校后不久，生了重病，怕是不久于人世了。于是，我从工作的城市赶往那个乡村，但却没能见着老先生最后一面。我的乡师，我的导师，就这样走了，我无言以对。当我再打听老先生的闺女在何处时，乡邻告诉我说她已嫁人了。我知道我欠下了我今生都还不了的情份。我拿出那张在油菜花丛中的照片，再次来到那片油菜地边，望着那片熟悉的油菜地，油菜花已开过。曾经是那样花开金黄黄的油菜地，如今已是收割完毕，只剩下空荡荡的一片回忆……
“在我离别的时候，总有一双眼眸，消失在天的尽头，为我把深情挽留；在我回来的时候，也有一双眼眸，把碧蓝碧蓝的天空，沉入我的梦中。”离开乡村以后，我总是忘不了那片金黄黄的油菜地，那里有我的乡师，有我的乡恋，有我永远的乡情！
忆父亲
每年的父亲节来临时，我都想借这个机会好好写一篇文章，纪念自己的父亲，但我却总是觉得没有把握把这篇文章写好，于是就找出朱自清、贾平凹等作家写自己父亲的散文来仔细揣摩。这些作家的文章各尽其妙，但都有一个共同点：浓浓的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这种思念之情我自然也有，而且这种感情经过几十年的发酵，其浓度也并不比这些作家的差，我终于打开电脑，码起字来。
“流光容易把人抛”。我的父亲去世已三十多年了，那还是1983年的事，父亲去世时才48岁。而现在我都已经满五十了，我的女儿也快要考大学了。
我的父母都是浙江宁波市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我的伯伯逃难到了贵阳，靠着宁波人的精明能干，在贵阳开了一家修车铺。上世纪五十年代，我父母与我的叔叔、表叔等就一起来到贵阳，在修车铺跟着我伯伯当学徒。
父亲是一个能干的人。那时父母都是设在三桥新街的贵州汽车大修厂的工人，我家也就住在大修厂后面的“干打垒”宿舍（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不太懂。“干打垒”是指用两块固定的木板中间填入黏土筑墙后所盖的简易住房，在那个大跃进的时代十分流行，中国各地都有。但这里所说的“干打垒”其实是用混凝土筑的墙）。
三栋这样的平房围成了一个大院坝，每家都是一套两间房子加一间小厨房的面积相同而且从外面的第一扇门可以看到最里面的小厨房的那种简陋的小房子。随着每家小孩的出生和长大，更由于那时国家还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这样一来，房子自然显得太小太少，于是都想在住房的旁边找地方修一两间小房子。我家有三个孩子，我、姐姐、弟弟，房子自然也不够用，就在大门前修了一间很像样的房子，这当然是父亲的本事。
由于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而父母又没有足够的钱，为了让家里的餐桌上多几个菜，更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们吃好点，每家的父母（他们中的大部分可都是从农村来的）都在宿舍四周的山坡沟谷间开出耕地来，种上包谷、辣椒、南瓜、白菜等等蔬菜，有的人家更是养起了猪、养起了鸡、养起了鸭子。整个宿舍区看上去就像贵州农村的一个寨子。
我家呢，因为是浙江宁波人，除了像其他家种得有各种蔬菜外，父亲还想让自己的几个孩子多吃点鱼虾，也好多给我们提供点营养，让我们健康成长（据如今的饮食专家的研究，鱼虾要比猪、牛之类的肉对人体有益）。父亲花了不少功夫才找来一根五六米长的竹杆子，在竹杆子的一头安上一个鱼网，父亲说这叫刮网。以后的每个星期天，父亲就带着我们一家人到宿舍后面几里外的一条小河沟里网鱼虾。
每回都是父亲先把刮网放进河里，然后沿着河岸拉着刮网走上一长段路，再把刮网提上来，把网上来的鱼虾倒在河边的空地上，让母亲带着我们捡拾，父亲再继续拉着竹杆往前走。那时因为周围的厂矿不多，就没有什么污染，河水十分清澈，小条小条的鱼虾很多，我们每次都会带回家好几斤，可以美美的吃上几顿。现在想起来，这种时候真的是充满了家庭的温馨。
在工厂里，父亲也是一个能干的工人。因为父亲曾经在修车铺当过伯伯的学徒，修车的技术特别是修发动机的技术十分精湛，也因此，车间领导就让父亲带了不少徒弟。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印尼排华时回国来到贵阳的一个名叫叶淞宏的华侨（我自然得叫他叶叔叔，他现在住在香港），因为不想读书，想当工人，就进了大修厂，车间领导也让他当了父亲的徒弟。
因为父亲从来都是真诚待人，之后两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七十年代末，叶叔叔的父亲去世了，他得回印尼办理丧事及继承遗产，临出国时，叶叔叔还让自己的两个孩子认我父母为“宝爹”、“宝妈”（我想可能是各地的称呼不同，“宝爹”、“宝妈”应该是“干爹、干妈”的意思），以后的几十年间，两家还像亲戚一样的经常走动，当然主要是书信来往。
1979年，贵州要组织一个专家组到非洲的布隆迪（非洲中东部的一个小国）去“援外” （“援外”就是支援世界上的一些落后贫穷的国家搞经济建设，最出名的当是“坦赞铁路”项目），因为中国援助这个国家建高速公路，建高速公路用的是工程车辆，专家组就是派去修理工程车辆的。（其实，那个时候中国都还没有高速公路呢！）父亲也被选上了，在这个国家工作了两年。父亲回国时，不光给我们三姐弟一人一块瑞士梅花手表，还专门给我带了辆自行车。当然还给家里带了彩电、录音机等等东西。这些东西在那个“拨乱反正”时期可都是稀罕物！
可叹的是，父亲从非洲回国才一年，就因为得了癌症而去世。
——这么多年来，我对父亲的思念越来越强烈。我一直都珍藏着父亲的各种遗物，这些遗物有父亲的一本相册，父亲在非洲工作时写给我的饱含怜子深情话语的信件，以及父亲的“党员证”和工厂发给父亲的“先进工作者”奖状。我经常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翻看，我还打算在电脑里把父亲的相片用文字组织编辑成一个纪念册，以便于永久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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