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庙与学堂的散文

古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说的是当年佛教鼎盛时期的景象，很有诗情画意。

我国是一个儒、道、释（佛）“三教合一”的国家。从汉代开始，佛教从印度传入我国，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天下名山僧占多”——在其鼎盛时期，处处朝钟暮鼓，香烟袅袅，梵呗声声，让多少信男善女沉醉在极乐世界之中。我想那时的人们，一定个个都想立地成佛。

但是，到了我出生的年代，这种景象只有在古诗文中才能找得到，现实生活中已不复存在了。

我的老家附近有很多庙宇，里面也供奉着一尊尊的佛像。不过，那时去朝拜的人却很少了，还没有到村头的土地庙拜土地爷的人多。庙宇本是慈光普照的地方，结果因人迹罕至而变得阴森而又恐怖。许多庙宇都成了鼠穴蛇窝，甚至是狐仙和黄鼠狼的巢穴。一个个让人毛骨悚然的传说也由此而生。我国有句老话叫“官清书吏瘦，神灵庙祝肥”。而当时的那些庙宇之中，既无“肥胖”的庙祝，更无“显灵”的神明，就连和尚都少见了。要有也只是一两个装神弄鬼的“俗家弟子”或者是六根不清的野和尚——以化缘为由，却四处沾花惹草打秋风。

到了我懂事的年头，在那些荒废甚至快要坍塌的寺庙中，见得最多的却是一些教书先生，和一群拖着两条黄鼻涕虫的小学生。因为，许多庙宇在这时都改做了学堂，成了附近村落的小学。比如，离我们村不远的成仙殿、重新庙、培儿庵、丁仙庙等这些小庙宇，都成了当地的小学校。一所学校一两个教书先生，二三十个学生；比较大一点的庙宇，如汪墩乡的蒲塘庙，建国后不久就成了“汪墩完小”，后来扩展成了很有些名声的“汪墩中学”。

在那些由寺庙改做学堂里教书的先生，尽管称呼变了，不是和尚是老师，但其清贫与寂寞的程度，与那原先的和尚并无二致。大多数是一人一校，白天尚有孩子们的读书声和嬉耍声。可是一到了晚上，放学了，天黑了，大门一关，除了孤灯一点，就是风声、虫声和自己的梦呓声。这样的生活，让你不是和尚也是和尚。有许多老师就是在这样的破庙里，耗尽了他们的青春年华，或者是熬干了他们的人生之灯。现在，每当我想到这些老师，都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尽管他们不信奉佛家教义，但他们的确有一种宗教情怀。他们同那些佛门高僧们所从事的，应该是同一种事业，他们所做的一切同样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让我从小就对这一座座有名字和没有名字小庙，有一种特别的情感。这些小庙尽管没有让我感受到佛祖的教化，但让我感受到了另一种现实的福音。在这样的小庙里，走出来的不再是化缘的僧人，而是新一代的读书人，有许多在后来成为一个地区和一个时代的栋梁之材。

今天，当我在回忆这些往事时，又不由得让我想到，这也许就是外来佛教和本土儒教，在另一种意义上最完美的融洽和替代吧。在佛教传入我国后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外来的佛教同本土的道教和儒教，在经历了多次人为的互相诋毁之后，终于殊途同归，最终又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种“三教合一”局面，共同担负起一种民族的教化功能。

有人说，佛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教育，我认为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一种人格的形成和完备，要接受的教育是多方面的。有现实的，也有虚无的；有精神层面上的，也有物质上的；有形而上的，也有形而下的……然而，每一种教育都不是万能的，因此，多种教育的互补才是最好的方式。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佛教更是一种教育，是一种儒教不可替代的教育。庙宇不复存在，并不等于这种教育结束了。尼采说“上帝死了”，并不是说人人都可以为所欲为，都可以变成撒旦，变成魔鬼。

西方人说“上帝在我心中”，东方人也说“头上三尺有神明”。我认为这两种说法，说的应该是同一个的道理。佛祖慧能说：“菩堤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为人，自律才是最重要的；而能自律的原由，就在于文化的熏陶和教化的结果。

愚氓之徒是不具备这种素质的！

寺庙变成了学堂，似乎是佛事的缺失和悲哀——但是，如果仅仅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样的“南无阿弥陀佛”念得又有什么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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