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与我的故事

先父尚小云献身于京剧事业，创立了“尚派”艺术，与梅、程、苟诸公，同被誉为“四大名旦”。他艺术生涯中的几件小事，使我铭心难忘，常念不己。

“有求必应”

三十年代的一天，侯喜瑞先生向父亲提出：“在京的回族人打算设一所回民中学，为筹办资金，希望京剧界能演两场义务戏。”父亲一口答应出头承办，并且亲自出马邀请各位名家。父亲除了自己参加两场演出外，又安排了他领导的“荣春社”义演一场。他亲自过问演出账目，把所有收入分厘不差地转交上去，却自己掏钱支付了跟包的工资。不久回民子弟就读的“穆德中学”建成了，董事会考虑用某种形式向父亲表示感谢，侯先生感慨而又幽默地说：“给他挂牌匾——‘有求必应’”！

深夜排戏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父亲新排了《李三娘》，由我配演咬脐郎，计划首演三天。第一天演出即告成功，剧场观众气氛热烈，后台同人也称赞不已。就在这天夜里，父亲把我从梦中叫醒，要我排戏，而且是排刚演完的《李三娘》。我实在困惑不解，但父亲的脾气我是深知的，只好听着他讲：这儿怎样改，那儿如何做。随着父亲的指点，我才逐渐领悟了他的意思。原来他并不满足于首场演出的第一炮打响，而是根据舞台实践的新体会，对“井台会”场戏要加工修改。于是我们父子两个，在夜深沉、人熟睡的时光里，把这场戏仔细改动，反复试验，直到东方发白，处理停当，父亲才放心让我去睡。第二天晚上，我们按新路子演出，观众反映果然比第一天更为强烈。有位本来不赞同改动的管事先生，讪讪地说：“我原想头天唱的挺好，马上又改，有点犯不上，没想到……。”父亲郑重地说：“唱好了确实不易，可台上的玩艺就应好里求精！”

十二个“屁股座子”与五十遍“下场”

父亲自己对艺术严肃认真，对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排演《白罗衫》时，有一个难度很大的倒身“屁股座子”。排一练时，李甫春师弟爱护师父，一再劝说父亲不用做了，说说“法儿”就行。父亲不同意，他毫不惜力地一次又一次连走了十二个“屁股座子”。

与此对比，我做得就不够了。一次，我们“荣春社”演出《连营寨》，由于大雨倾盆，上座不佳。戏快到结尾时，雨势更猛，我扮演的赵云刚出场，观众就纷纷退场了，打鼓先生也直催赶快终场，我便把该耍的“大下场”改了个“小下场”，草率耍完，匆匆下台。谁料想父亲正在剧场后排考查学生演出是否懈怠。止戏后，我刚进后台，父亲早已乱棍打来。多亏众人解劝，打鼓先生也做检讨，父亲才停住手，但要罚我连耍五十个“大下场”。我忍着疼痛和疲劳，身上大靠、盔头、厚底一样没减，一口气耍了五十个“大下场”才算完事。父亲严厉地告诫我：“从此记住，哪怕台下只剩一位观众，决不许泡汤！”

事情过去四十多年了，父亲对我的严厉告诫我始终牢记心上，并经常讲给我的学生听，让他们从小就树立起对事业认真负责的严肃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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