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在北大清华的旁听生纪实故事

2月22日，52岁的浙江兰溪香溪镇菜贩范国梁第一天在北京大学旁听。听完上午四节課，他说感觉还不错。

2008年，范氏家族修族谱时，范国梁偶然发现自己是宋代理学思想教育家范浚的第28代子孙，便起意要重新修订先祖古籍。由于之前只念过三年书，范国梁一横心，打定主意要上北大。

这件事传开后，有人佩服他的勇气，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梦想，是中国版的“堂吉诃德”。事实上，在北大、清华等高校“游学”的旁听生数以千计，从二十出头，到年过花甲，形形色色。

“不去北大，死不暝目”

2月18日下午，范国梁带着简单的行李，坐火车来到了北京。

发现自己是范浚后人，范国梁从此迷上了他的著作，先后拿出全部积蓄7万余元重修范浚墓，又整理刊印范浚作品集。此番北上求学，他更是希望找到范浚所著《香溪集》的元代、宋代原本，把古文翻译成现代文。

虽然接受正规教育的时间不长，范国梁2000年退休后，却曾以总成绩286分获得全国大龄考生第一名，被贵州师范大学破格录取。本科毕业后，他又连续五年旁听该校研究生課程。现在，他在北大和清华旁听的是中文系博士生課程。

范国梁坦言，虽然积极自学，但要看懂古文很难。“字我都认识，但不能正确断句，很痛苦。”他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网上结识了曾在北大旁听的老乡柳哲，对方建议他来北京多学习学习。

通过北京大学中文系原办公室主任张兴根，范国梁拿到了北大图书馆的借书证、阅览证。上課第一天，教授也没有另眼看待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学生”，只是很平常地让他搬张椅子来坐。“北大真是个求知的好地方。”范国梁由衷地感慨道。

因为生活拮据，范国梁在距离北大约半小时车程的地方租了间10平方米的小屋，房租每个月700元。他还打算将原本旁听三年的时间缩短为两年。“平时吃用省点儿，没課的时候去捡捡破烂挣点钱，总能熬过去的。”他计划将每天的生活费控制在10元以内。一锅8角钱的面条，配上5角钱榨菜，他就能对付一顿晚饭。

范国梁没有告诉家人他的打算，只是说“先去(北京)看看”。“先去看看”几乎是所有北京高校旁听生“敷衍”家人的话。

43岁的北大旁听生施经军，为了生计，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工地打工。没有住处时，他就栖身在下水道里。躺在阴冷的管道中，施经军常回忆起自己“红”过的那段时间。

年轻时，他在老家浙江的村里办过一份小报，报道村里团员的工作和乡亲们的生活，四个版加一份副刊，内容都由他采写。施经军还因此受过省领导的接见，“小村里的人受大领导接见是很荣耀的事。”他得意地笑了起来。

心怀文学梦，施经军曾数次提出要到北京闯一闯，都未能实现。39岁那年，施经军决定要为自己的文学梦做最后一搏，他对妻子说：“如果我再不去北大，也许永远就没机会了，哪怕是去看一看也行，不然我死不瞑目！”

窘迫的生存现状

嘴上说着“先去看看”，真的进了北大、清华的課堂，这些旁听生都舍不得走。

施经军刚来北京那段日子，住在北大吉永庄附近的一处平房里，房租每个月220元。5平方米的房间漆黑、阴冷，只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这是房东家的储藏室，以前还用来养过狗。

2007年，28岁的余云开来北京时，住的也是这么大间“斗室”。房子在香山附近，冬天没有暖气，每个月房租200元。由于离学校太远，余云开每天凌晨5点就起床乘车去学校，晚上9点半才能回家。房东李云霞说，余云开每天很少说话，就是看书。

“最难的时候一两天都吃不上饭。我只能给弟妹打电话，让他们寄些钱给我，或者找熟人借。”余云开说。他从不下馆子，都是自己在家做饭吃，但不管怎样节省，伙食费和房租加起来，一个月怎么也要500元。

来京旁听四年，余云开至今没穿过一件羽绒服，冬天只穿一件厚点的夹克。他说自己极少得病，顶多就是小感冒。“得病了就得买药、去医院，这些都得花钱。”余云开说。

找个工作，边打工边读书，是大部分旁听生的选择。

旁听生常俊曙幸运地当上了北大红三楼的保安。每天等老师全部离开办公楼后，他将大门上锁，巡视各楼层后，关上楼道的灯，一直值班到次日凌晨。

红三楼一楼的楼梯间被一道半米宽的木门隔出来，里面不足四平方米的空间里，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常俊曙的住处，也是他每晚读书的地方。每个月1000多元的收入，让常俊曙对现状很知足。

不被“家人”看好

矿业大学附近的一家地下招待所里，一张床位每个月400元。这里是69岁的清华旁听生李文超的住处。他已经成了这里的名人，辗转前来采访的记者走了一拨又一拨。

住在招待所里的其他人并不羡慕李文超。一些人还忍不住悄悄告诉记者，“劝他回去养老，他不听，这么大岁数读什么书？真搞不懂。”

“孤独？我不孤独。我每天都去听課，晚上9点半才回来，一切都挺好，挺丰富的。”李文超的言语间似乎在掩饰着什么。

不少旁听生说，有时教室里同学太多，旁听生只能自己搬把椅子坐在过道里。另外，由于旁听生和正式学生在年龄、教育基础等方面的差距，也使他们极难融入正式生的群体。

常俊曙虽然吃住、读书、工作全在北大校园里，这里俨然已成了他的“家”，但有的“家人”并不看好他。

去年，常俊曙第一次考研落败，保安队里的一些人觉得这样的结果“再正常不过”。他的一个同事说，知道常俊曙在考研，队里的保安都会议论，“人家正式本科生都未必能考上，更别说他是大专毕业了。”

在余云开租来的小屋里，书本等物品摆得满满当当。虽然有些不愿承认，但书籍间摆着的化妆品，还是“泄露”了他有个女朋友。他承认，女友在精神和生活上给了他不少帮助。过去的两个除夕，余云开都在出租屋里度过，“不是没想过回家尽孝，我觉得我还年轻，还能多学东西、做点事情。”余云开说。

出路在哪里？

出路在哪里？无论是已旁听15年的柳哲，还是刚到京1个月的范国梁，都面临着这样的思考和选择。

2006年，23岁的王小兵辞职后，带着女友为了考研来北京旁听。他回忆道：“当时我想，要是考不上，我们就分手，不能耽误人家。”住在六郎庄的出租屋里，王小兵边复习，边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两个人靠发传单、看管库房、做苦力、做销售员来维持生计。

最终，他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生，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很多旁听生都想通过这个途径改变命运，但代价太大了，现实能把人的精神压垮。”他说。

得知王小兵的经历，常俊曙很兴奋，“这正是我要走的路，考研，考博，最好以后能到大学里任教、搞学术。”今年1月，常俊曙第二次考研，报的是北大中文系。在专业課全都及格的情况下，38分的英语成绩还是大大拖了后腿。“如果这次还没考上，就再考一年。”常俊曙这么打算。

穿梭在北大、清华、人大、航天航空大学的施经军，就这么忙忙碌碌过了四年。已有文章见诸报纸副刊的他，觉得自己离文学梦已经越来越近。

余云开目前正在修改一部12万字的书稿。此前，他将书稿寄给多家出版社，但只得到一家的回复，称稿子还需要修改。为此，余云开辞去了兼职工作，在旁听之余，专心地改起了自己的稿子。

北京大学教务处相关人士表示，具有开放精神的北大并不排斥外来人员旁听。原则上，在北大旁听需要花钱办理旁听证，但不少旁听生不愿花这钱，确切的旁听生数量很难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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