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林的回忆-散文

1969年冬天，我国为防止苏联的入侵，进行了强大的“三线”建设。我所在的农场大部分家庭撤退到了二、三线，我家所在的医院也撤到了离农场十几公里之外的天山牧场。那段时间，天山牧场的民族老乡们几乎家家都用马拉着爬犁到农场帮助搬家，苍茫的雪野上几公里长的爬犁队伍煞是壮观。

天山牧场附近有一片方圆几公里的古老的桦树林，依山傍水。这里几乎汇聚了“坡马”草原上所有的乌鸦，当地人称这里为“乌鸦国”，几里之外你都可以听见乌鸦海潮般的叫声。成千上万只乌鸦在自己“国土”的上空，象一块巨大的黑云，遮天蔽日，汹涌而来翻滚而去。

远远望去，每棵桦树就象一把巨大的黑伞，那是乌鸦在树枝上筑的巢，一个挨一个，一层接一层。一棵树上一般有十几个巢，最多可达五六十个。每年五月上旬，当成千上万只小乌鸦破壳而出，在巢里“哇哇！”待哺时，鹰便开始侵袭这块“国土”了。几乎每天你都可以看到极其惨烈的空中大战。成千上万只乌鸦在鹰的下方组成一块厚实巨大的黑色布幔，将“家园”紧紧罩住，十几只鹰在高空盘旋，盯住缝隙就迅疾俯冲下来，于是上百只乌鸦围住一只鹰在空中拼死搏斗。大战常以鹰的失败仓惶而去、乌鸦胜利归巢结束。草原上常可见受伤的鹰和乌鸦。被捡到的鹰会被民族老乡带回家养好伤放生，有的留下来驯成猎鹰，乌鸦一般不去动它。当地人一般不去乌鸦林，也告诫我们这些外来的孩子别到那里去玩，不吉利。那时，远远望着乌鸦林，心里就有了一种神秘的感觉。

第二年的春天，牧场一个老师自杀了，破旧的蒙古包前有许多人围观。听说是解大便用印有领袖像的报纸擦腚被定性为反革命，因不堪忍受压力用刀抹了脖子。蒙古包的门帘是掀开的，死了的人还躺在床上，鲜血溅得满毡墻都是。几个小伙伴探头探脑往里看，不知谁在后面推了我一把，差点跌了进去。吓得我大叫转身就跑，惹得小伙伴们一阵嘻笑。

中午，一个带红袖章的男人义愤填膺地在大声说着什么。大概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咎由自取、灭亡于人民之类的话，接着几个人用毡子把死者一裹，搬上牛车往乌鸦林方向去了。

破旧的牛车在黄尘飞扬的路上颠簸。死者的脚从卷筒中露了出来，一只脚没穿鞋。沾在光脚上的黑红色的血迹在刺眼的阳光下格外醒目。我们一群小伙伴跟在牛车后跑着，好奇地用手指拈着掉在路上的血痕玩。快到乌鸦林时，牛车上跳下一个大人拦住我们不让往前走了。吓唬说乌鸦林那边有吃人的乌鸦变成的妖魔和死人变成的饿死鬼会吃小孩，还有特务反革命分子隐藏在那里等着杀人。大人指着远去的牛车让我们看。果然，成百上千的乌鸦紧随着牛车盘旋。回来的路上，小伙伴们都忽然默不作声了。乌鸦林给我们又留下了恐怖的感觉。

几年后，中苏形势稍微缓和，我们又搬回了农场。此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浪潮卷起，很快家家的鸡狗鸭兔之类的副业被消灭殆尽。我家隔壁的陈叔的婆娘生二胎了。陈叔上山伐木时被砸掉了一条腿，家境困难可想而知。平时过年过节单位分些肉，要不就等秋天后过不了冬天的淘汰羊。平时想吃个蛋吃个鸡什么的，就得等山里的民族老乡来，用白酒和他们换。那段时间，山里的老乡一直没来，陈叔一天到晚愁眉不展，周围的邻居谁家剩个把蛋都送了过来，但只能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做月子的问题，此时，我们几个伙伴不约而同想到了乌鸦林。想想陈阿姨平时对我们的好，家里做个什么好吃的总忘不了我们邻居这几个孩子。都半大小伙子了，也该报答陈阿姨了。

四月中旬正是乌鸦产蛋期，我们带着干粮及掏蛋用具骑车出发了。此时的乌鸦林已没有了那种神秘或者恐怖的感觉，反倒有一种温馨和吸引力。乌鸦可以抵御鹰的侵袭，却无法阻止我们的攫取，成群结队的乌鸦在我们身边无奈地飞来叫去。

我们两个人负责一棵树，一人爬上去掏蛋，一人在树下接应。一棵树一般可掏上百枚蛋。树上的人先把蛋放进书包再用绳子往下吊，下面的人在箱子里铺一层锯末放一层蛋再铺一层末至到装满。晚上，当我们把几千枚乌鸦蛋放到陈叔家时，陈阿姨感动的泪流满面，邻居们都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不过这时候谁还顾得上传说乌鸦蛋不能吃，吃了脸上必长麻子什么的。我尝了几个挺好吃的，至今也没长麻子。

人富到极致或穷到极致，都会无情地掠取自然界的生命，前者是一种攫富心态，后者是一种无奈的心理。乌鸦蛋顶替鸡蛋，鸭蛋成了女人们坐月子的营养品，乌鸦功不可没。但从内心讲，我们毕竟欠了乌鸦几千条命呀！世上还有几个人能象我们这样毁灭生命的？这实在是一笔不可饶恕的孽债。

去年回新疆探望岳父岳母大人，和几个朋友开车去了原先的农场。路过乌鸦林，远远望去已没有了往年的喧闹气势，反倒增添了浓重的苍凉。我最终也没有勇气停下车来，只是在心里流着泪祈祷：但愿乌鸦们能家丁兴旺！宽恕我们在那个不可饶恕的年代犯下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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