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他们散文

【何馆长】

我们现在还叫他馆长。他是上海奉贤县人。馆长这个名字的来由，要追溯到大学时代了。我们都是经济系的，住一个寝室，先是八个人住，后来走了一个，剩下我们七个。他是我们的舍长，当时我们想将寝室叫得雅点，就管它叫公馆，所以他就成了馆长。大学时代我们一个寝室的都相处得不错，也发生了不少的趣事。

何馆长刚进学校不久，就表现出了经商的天分，课余时间不断倒腾些东西叫卖，赚点零花钱。我记得有一次，他搞了一批红色的运动衣来卖，没几天，我的妈呀，上课或者去打饭，走在学校的路上，就看见到处都是他卖出的红色运动衣。我们都开玩笑说，看看，这都是我们何馆长的手笔。他听了大笑不已，有点骄傲说，遍地开花啊。多年后再说起，大家还记忆犹新，会大笑一番，特别是老唐，也买过一件的，当然是打过折头的。

何馆长除了经商有天分外，体育方面也表现突出，他是大学田径队的中长跑运动员，经常在课余时间参加训练，回来就是一身的汗水，当然，还会奉献给寝室一阵臭袜子的味道。他还挺逗的，有点小孩子的顽皮和淘气，常做出些让你又气又好笑的事情来。有次我们搞郊游活动，目的地是上海郊外的淀山湖。大家说好了，就骑自行车去。他本来是有车子的，可临出发前，他却说不要车子。你猜猜他想干吗？他说他跑步去！他想看是他快，还是我们的车子快。我们给他的想法搞得苦笑不得，努力做了一番劝说，力陈利弊，说好几十公里呢。可好说歹说也没能扭转他的想法，只好说随他了。

我们一路骑车子走，他呢，一路跟了我们跑，开始还真的佩服他，他没拉下，一路上在我们左右跑动。后来跑了十几公里后，哈哈，他开始叫苦了，说他不行了。他给我们臭了一顿，才给他一辆车子，因为少了一辆车子，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就只好坐车了。大家说那个子小的坐车。大家都盯上了我，我于是由骑手转变为坐车者。他一上车子就来劲了，将车子骑得呼呼跑。途中我又换搭过几辆的车子。我的妈呀，坐车比骑车难受多了。我可惨了，屁股都给颠得生疼和难受，又只得忍了。当然，这一切的后果，都是罪魁祸首何馆长造成了。这次经历，我至今还记得。

大学毕业后，何馆长携夫人老杨去了青岛大学教书。我们都笑说，这小子在学校时就不是个好学的学生，他教书，还不误人子弟吗。可他还是成了一位人民教师。当时他除了教书，还办公司。后来还混了个副教授的头衔，让我们都跌了眼镜。有一段时间，大家叫他何教授。但我们看他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是用在办公司上。他经常从青岛跑去上海，捣腾自己的生意经，每每跌倒了又爬起来，继续革命，后来越发地见成绩了，就像其他的大款一样发了起来。

1999年，我们班的同学搞了个毕业十周年聚会。大多同学都去了上海，当时许多同学都有了指点江山的苗头或趋势，所以大家显得兴致勃勃的。何教授当时混得不错了，开了一辆红色的跑车，威风凛凛地一路从青岛开到上海，让大家着实羡慕了一番。大家在吃喝玩乐的当中，彼此交换各自的信息。何教授说，他给学生开了一门课，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当时我们就笑坏了肚子，说怕他自己也没将《资本论》看完呢。何教授当时是任我们笑，一点也不生气，后来也跟着我们笑，哈哈地大笑。

说到何馆长的婚姻，应该说是个幸福生活的榜样。夫人老杨是山东人，两人能谈恋爱，其实都是体育做媒，老杨读的是心理系，但也是学校田径队的中长跑队员。有一阵子两个人闹别扭。老杨同志嘛，是我们寝室几个公认的好同志，我们们认为，老杨正好能管管这小子，省得他日后作犯，惹事生非。要是换了给哪个小女子逮了，看来不是他害人，就是人家害了他。所以为他的将来着想，大家出主意，说得找个人去老杨那说说，挽救一下即将堕落的何馆长。也真好笑，结果是我和老唐出马做说客。其实在恋爱方面，我们俩就是个生手，没有任何成绩可言，却要去担当如此重要的游说任务，而且是去游说心理系的女同胞，现在想想还真是笑死人了。不过，当年我们还是不虚此行的。我们对老杨说，何馆长对你是真心的，你不挽救他，他就会一路堕落下去的。应该说我们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没多久，两人就和好了。不过这小子倒没请我们吃一顿，还大言不惭地说是自己有魅力，是老杨主动找他的。我当时就说，你还欠我和老唐一顿，什么时候请，你看着办吧。不过这顿就好像历史遗留问题一样，总拖着没解决。

近年来，我们的何馆长或者说何教授，越发混得可以了，全家从青岛迁居回了上海，自己也当过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现在又是一家国内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的总裁。我没见过他工作的情形是如何的，2004年四月的一天，他因公事来深圳，我们见了面，他也请我和老唐，以及广汉等几个吃饭，但没说明是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在谈笑之间，又回忆起大学的时光，那些美好的时光又再次复活了。谈及以前的事，他的脸上又挂起那种孩子气的笑容。这让你很难想像，就是这样一个人，是一个管理着上市公司上亿资产的总裁。我们在一起玩，也住在一个房间，他没有什么架子，他还像大学时一样，依照大学时兄弟们的喊法，他喊我大哥。我是寝室里年纪最大的嘛。这个叫法让我感到亲切，不生分，有种回到从前的感觉。

我们同学呢，还是喊他何馆长，或者喊他何教授；他呢，都笑嘻嘻地答应。

【格非教授】

大家一提到格非，大概都会将他放在作家的行列。其实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当老师呢。说他是教授或作家都没错，他是个学者型的作家。我在华东师大读书那会，常去河东中文系的宿舍窜门，和我混在一起的，大多是八五级的中文系学生，当中有许多是我的好朋友，而格非是他们的辅导员，因而也会遇见他，他正处于精力旺盛，意气风发的年纪，写小说也已声名鹊起，听说张艺谋曾想将他的一个小说改编成电影，虽然最后没成事，但我想，这个事件至少给他，给我们这些文青，都有极大的刺激和鼓舞，因为当时，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正红遍国内外。

当时我虽读经济系，却和夏雨诗社的诗人混，用诗歌描绘我们的白日梦，但说内心话，我与那些走红的校园男诗人有点“隔”，总觉得他们过于邋遢或癫狂，我反而比较欣赏写散文或小说的，觉得他们斯文得体，有如谦谦君子，不像诗人那样，一惊一乍的，显得小气。但当时我几乎不读小说，偶尔听格非和他的学生胡侃，我也只有静静听的份。

毕业离开师大后，我就没了他的消息。听他的学生说，他还在师大做老师。直到我开始写小说，我才在翻阅杂志时，看他的小说，那时候他已红得发紫。后来我们再次见面，是在1995年的4月，《特区文学》杂志社搞笔会，请了格非、苏童、余华等作家来深圳，而我作为市里的作家，也受邀参加座谈会。期间我们做过简单的交谈，还送了一本我的诗集《光阴的故事》给他。我们互留了通讯方式，但之后却没联络。等到我要出小说集《温柔与狂暴》的时候，我想请他写序，但心里有点忐忑，才打电话征询王为松。王为松说应该没问题的。还给我格非在北京的电话，当时他正在岳父家度假。我给格非打电话，说了这个意思。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还很快就写好寄来了，对我的作品，他有弹有赞，让我受益菲浅。而后，我们偶有电话联络，加上我每年都有出差机会，就常绕道拐去上海，住在学校的招待所，走在林荫大道，乘机做个怀旧的梦。小住的日子，我会请格非吃个饭，听他侃侃写作，他口才出众，真是做老师的料。那段时间，他在读博士，写得少了，但读了许多书。

大概1999年前吧，我又去上海和他见了一面。饭局上，问起他的写作，他说动了笔，写了几万字就停下了，一直没继续下去。他说起他可能要离开上海。当时我有点惊讶，但过后没在意，心想他要走的话，大概他会去北京的，我这样想的理由，一是他夫人是北京人，二来嘛，也只有北京这城市，最适合他这段位的作家。果真，后来一联络，他真的是在北京接我的电话了，谈到自己的状态，他说很享受教师这份职业，可读可写可授业，他说这份工作比较适合自己。

一晃又五六年过去了。我的工作岗位也调整了几处，没了出差的机会，我几乎没再出去走动了。2004年4月，我从单位辞职后，只呆在家里写东西，也少出外跑动。满满地写了一年，有天看报，突然看到一则消息，说格非蛰伏十年，写就了一部接近经典的长篇《人面桃花》，于是赶紧跑书店买回一本细细欣赏。之后，又在《南方都市报》上看到消息，他获得华语传媒文学大奖，照片上的他，满脸笑容，但头发也白了许多。我突然感慨起来，发觉自己也该出去走走了，于是才有了五月的京沪远游。

这次我们是在“万盛书园”见面的。那离我暂住的北大不远，离他任教的清华大学也近。那天下雨，诗友刘晓芳驾车和我一起去的。格非一早就到了，坐在楼上咖啡馆的中央。我发觉他更壮实了，头上的白发多了，但还是精力充沛。格非给我的感觉，一直有领导的风度，这会也真是做领导了，他现在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副主任。我们点了饮料，边喝边聊，话题大多集中在学校方面，原因是我这人嘴拙，起不了话题，加上刘晓芳博士毕业，正四处找分配的学校。格非就给了他不少的意见。

后来谈到写作的问题，格非针对我的状态，也给出了意见，他说我出道算早的，也有基础，但老这么晃不行，要么找人想想办法，要么干脆再找个工作，在没有经济压力的情况下，将现在所拥有的，统统放弃，闷头写它个十年再闹红，这话将我说得浑身冒汗。后来想想我又释然了，他对我说这样的话，一来他是我敢于求助的师兄（另一个是李洱），所以我愿听实话，但我是个脸皮薄的人，要我主动求人，大概是比较难办。二来我们的处境不同，想问题的出发点也不同，但我知道，他的意见很重要。我应该重新厘定一个新的出发点。

离开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争着付钱结帐，都拿了钱出来，服务员先要了我递过去的一百元钱，但后来又说要零钱，我正低头在钱包里找，他们其中一个将帐结了，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晓芳还是格非。我的那一百元又回到了茶几上，最后回到了我的钱包里。我们离开前，三个人合了照，就在咖啡馆的门口。下楼一看，雨越发下大了。我们钻进晓芳的车子，将格非送回寓所。

回深圳后，我将照片冲出来，一看，我和晓芳的脸，都绷得紧，太严肃，格非站在中间，神态很放松，显出自信的笑容来。

【老文青】

老胡是H省人，中年，个子不高，一米六多点，但很壮实，微胖，笑容可鞠，来深圳几年了，在我家小区的大门口经营一间小报亭，卖些报纸杂志，当然也兼卖汽水零食等。我开始没怎么注意，心想，这地方能做什么买卖呢，大概只能糊口罢了。

一天，我经过，顺便想买瓶汽水。站那随便一聊，说有消息说，报亭都要竞标呢。他说是呀，有人出价20万呢，但这有点扯淡。不过，他说真有人找他谈过转让的事。我就问他，想做这生意有点难吧？他说是的，他每次承包，得花点钱买个人情。不过他说，也值得，是小钱嘛。我有点惊讶，问他一个月收入多少。他有点神秘，让我猜猜。我说，一千多吧？他说再猜。我说，两千多？他还是说不对。我说猜不出。他得意地说，不比白领差多少。他还告诉我，某个车站边的报亭，有月入万元的呢。

这让我感到很吃惊，我也才发现，他与其他报亭的老板不一样，和他聊天很愉快。他突然问我是否姓谢。我说是啊，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好像报纸介绍过的。我笑了问他怎么称呼，他说姓胡。

我见书架上摆满了《收获》、《十月》等文学刊物，就有点担心，我说你这能卖出去吗？老胡说，卖不出去，就自己看。他告诉我，他进这些刊物，是给自己看的，能否卖出去，他才不管呢。我说奇怪啊。他笑了说，他也算个文青呢。这倒吊起了我的瘾来了。一聊才知道，他早年也做过文学梦，时至今天，心里还有文学情结。

话题扯到当今文坛，东拉西扯一番后，他告诉我，他也蛮有些经历的，和我一样，也干过银行，搞过材料，编过内刊，还做过主任呢，后来行长假公济私，任人为亲，挤兑他，发生冲突后，他将行长的手打折了，买段工龄走人了事。他说他还去四川闯荡过。他说他就看不惯一些混蛋的霸道行为。他说前几天，一个警察来买烟，要了一包，撕开口了却说不要。老婆怕事，没敢吭声。他可不干了，问那警察，你撕开了，我卖给谁？那个警察自知理亏，只好掏钱买了。他说前天更逗，有个人猛冲进来，要拉他的抽屉。他一见急了，猛地抽出平常防抢的刀子就要干他。吓得那家伙半死，逃出去跌倒在地上。随后赶到的领导解释说，他烟草公司的，来检查的。老胡质问他们干吗不亮证件。那领导解释说，他是个新来的。老胡说，要是伤了，可怪不得我啊，做事得有做事的程序。对这个行为，老胡是这样辩解的，我怎么知道他不是抢劫犯呢？伤我还不如伤他，大不了我赔几个钱。老胡说，我是个穷人，怕什么，大不了，有事就跑。我说你真厉害呢。他笑了说，连小姨子都说他身上兼有匪气和狗气。我大概知道匪气什么意思，但不明白什么叫狗气。他说，就是说翻脸就翻脸。他这话把我给惹笑了。又聊了一会，我肚子饿了，才回家去。

以后，我经过，有时间，我就停下来，站了聊天，翻翻报纸或杂志，向他打听一下报纸杂志的行情。他呢，站在只能容下一人转身的亭子里，一边和来买东西的顾客打交道，一边和我聊天。有时候太入神了，顾客就不满意了，说生意都不做了？他反问人家，说不做有什么要紧的？有意思的是，他是H地人，却说最讨厌H地人做生意。我问为什么。他说连一块钱的报纸都要杀价。他说一份《南方都市报》，进货价是七角五分，卖价是一元。我说难怪呢。

他常会问我，最近有什么新作？然后我们常就这么聊上了。当然，我们也不一定只聊文学。有时候，他谈起想买房，想买个二手房，但老婆想买新房；他也谈到他的小孩。他说现在最开心的事，就是能赚到钱给小孩上学。他还说以后赚到80万的话，也不用在这买房子了，干脆回H地去养老，这笔钱可以在那过得很舒服了。说完，他又很遗憾地说，还是做作家的好啊，自由！我笑了说，自由是自由，可还没你赚钱多呢。他就笑了，说，可你们有可能让自己的作品流传下来啊。我说，谁知道呢。

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的夫人有时候在外面给他帮忙，有时候是他出来，和我坐在外面的凳子聊天。他收养的小流浪狗旺旺在我们周围走来走去，嗅我的裤脚，大概上面留有我家金毛辛巴的气味。

他知道我不时会收到一些杂志社的赠阅刊物，大前天，我经过的时候，他叫住我，问我要《莽原》杂志，因为每期上面都有一个好看长篇。他解释说这几天要进的其他杂志没来，断档了，想借我的顶顶瘾，他想看书了。老婆在旁边数落他说，昨天晚上看一个通宵了。他红了眼睛说，上一期那篇真不错呢。

两天一过，他看完了我借给他的杂志，说不错不错。他还告诉我，说近期的纯文学刊物十分好卖，凡是有长篇的，顾客一看，丢下钱就走了。连去年没卖完的，都被人买走了。我表示怀疑，说出版社的编辑都说，长篇不好卖呢。老胡说，他们能比我懂？他还说某某报亭的老板也说了，进的纯文学刊物都卖完了。

他还特地提到，那本刊有我长篇《文身师》的《莽原》杂志，有人想买，但被他婉拒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是我送给他的，他要留来做纪念的。我说别人要，你就卖吧，那期杂志我还有几十本呢。他说还以为借我的那些刊物，我要收藏的，所以没卖。我说卖好了，我不收藏。他说那好，以后你看完了，就放我这里卖掉。我说好啊，这样不浪费。

我临走的时候对他说，要是你有条件，做做书商，那多好啊。老胡就笑笑，说现在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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